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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一根筋”，不过是仗义固执自以为认准了的事情就听不进任何的劝告易冲动，凡一根筋的人都这样：
没有强烈的占有欲，而且豪爽洒脱，只要别人看好了自己的东西譬如最喜爱的玩具等尽可以放心拿去，从不斤斤计较或者贪图回报，有人就当作傻。
这实际上仍是“信”的问题，由于长期衣食无忧而形成的“信”的过度问题，过度的“信”就等于不信，所以才会固执，才会拿别人的爱不当回事。这种状态，居然一直持续到公司出现内讧。
事情且从人具备了独立意识说起，按照我的理解，无论你早熟或者有怎样高的智商，只要不踏出校门就算不得有独立意识。校门，在这个问题上是个不可逾越的坎儿。
人往往便这样，哪怕只有一层窗户纸的间隔就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只要捅破了这层纸，就常常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在跨越这道坎儿的时候，因为陌生，人往往会既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又隐隐透着一股仿佛要脱笼似地对于新鲜的渴望——毕竟要独立自主了，独立自主是人一贯的梦想与追求。待要真正独立自主时，却又会茫然无措，最需要人的指点。
父母是人生当之无愧的第一老师，也是重新启航的导航者。只要父母双全且非个例，无一例外地都会为孩子比为自己更辛苦地谋划。
我们自无法与那些父母手握实权的人相比，单与我的那些熟识的同龄人相比，我父母对我的安排应该是最周全的。
然而，象我这种只有一根筋的人，只要不是经过自己努力才获得的东西就不会去珍惜。
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前面讲述曾详尽提及的足以对我产生影响的“当逃兵”和“牢狱之灾”再稍加分析：应该说，两者都是不懂得珍惜的最有力证明，如果说当逃兵只是不能仰人鼻息率性而为的结果，后来的牢狱之灾就应该是“信”的危机的爆发。
说是爆发，仔细想想又算不上，但至少也是“信”缺失之后迷茫毫无理智的流露。
——“信”应该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支撑，“信”的缺失必然会带来迷茫，而且这个迷茫与人终于能够独立自主时的茫然无措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能好好把握，经常会发生一些出格的事儿。
现在可以说，正是牢狱之灾的结果改变了我，而且这个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牢狱也没能使之改变，不过，牢狱还是有成效的，最起码让我学习了冷静处事和一些技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并非是自我保护问题，而是“信”或者“信”的缺失。
“信”的缺失跟“信”一样，也是个过程，而非结果。
过程只是过程，似乎远不如结果更现实更有意义，而我们之所以会存有如此多的模糊认识和由模糊累加而形成的扭曲，恰恰便是因为太过重视结果而忽视了过程。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信”的缺失应是具备这样三个阶段的一个过程：信，但是盲目的，应该属于孩子时代；由于独立自主意识觉醒，信与非信纠缠斗争；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因环境变化交互作用而导致信的逐步变化。
前两个阶段显然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只要简略地提过，关键在于第三个阶段。如果兄弟们不嫌我啰嗦，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再过滤一遍这两段经历。
关于我当兵的事儿，不知我爹娘和我那位亲戚之间到底是否有什么幕后的交易，我想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告诉我。
无论怎样，我那位亲戚或者说他的影响还是照顾了我。
事实上，我并不需要他的照顾，我自觉是非常优秀的。我的离开虽说有赌气的性质，但至少有一半是在为他鸣不平，也算是对他照顾的感谢。
这个时候，还上升不到“信”的高度，或者说“信”还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至多给我留下了人何以会如此的印象，这个印象仍停留在由孩子完成向成人转变的迷茫中，还只是一种迷惑，淡淡地容易忘却却毕竟让我开始了思考。
按照我一贯的“只要没有经过思考的东西就算不得明确”的观点，真正涉及“信”应该追溯到我进工厂的那一段。
客观地说，我便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做了逃兵，虽自觉无所谓，却终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尤其后来听说有不少人都因此而受了处分，便难免不有一点儿愧疚了。
这远远不是只要的事儿，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人一生不得翻身。
还是应该感谢时代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才让“逃兵”的影响得以淡化，在我爹娘的嘴里甚至公开变成了只是孩子不懂事这样一个只有芝麻绿豆似的小事。
前面的讲述曾经提过，事实上主要是因为部队人事的变化。尽管如此，能够进工厂尤其是谋到给弥勒佛开车的差事儿，已不再是幸运的事儿了，而完全应该归功于我爹娘的运作。
我爹是个似乎永远都让人感觉窝囊因其从未有过强梁的时候而瞧之不起的人，其运作的办法其实也简单，除了奴颜媚骨地赔笑之外，适当的几瓶酒或者几包点心的意思自也离不了，却居然能办得成如此大事。
可惜，我在狱中的时候，他们先后去世了，已无从考究，但排除了时代的因素，必亦有不少的讲究。
至于这些东西，或许出于我年龄的考虑而让我对新领导有个不错的印象，我爹当然是不会告诉我的。在我爹看来，初到一个单位，下属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让领导给下属留个好印象则更重要，是作为下属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的根本。
现在想起来，这无疑极富哲理任谁都不会反对，试想初到一个单位就在思想上与领导耗上了，不快乐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那时，我爹便具有这样的思想就不能不让我佩服了。
至于他们与弥勒佛之间的交易，起初完全是出于我对我爹与弥勒佛之间粘粘乎乎关系的猜测，事后才从我娘的唠叨埋怨中得到了证实。
从我爹我娘看，女人永远比不了男人大度，女人的小器必表现到嘴上，所以人们讥笑多嘴的男人为“老婆嘴”。
不要小瞧了嘴，不少事往往都坏到嘴上。
待猜测得到证实，难免要让我产生对弥勒佛的不良印象，因为那时我爹娘要积攒一点儿钱也是不容易的，常常需要长时间的省吃俭用，尽管我爹娘在这方面并不吝啬，他们显然把这当成了投资，在儿子身上的投资，即便这种投资带不来任何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他们仍是心甘情愿，或许只是为了让儿子有个相对舒适宽松的环境。
这种不良印象明显加剧了我对弥勒佛“信”的缺失，详情前面的讲述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
回到进厂之初，我对弥勒佛是崇拜的。我们不可忽视崇拜的力量，这不单纯对权力，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
这种崇拜当然有我爹灵活而又准确的处事方式所带来的效果，也不仅仅因为凡我接触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在卖他的好，单是厂长室里那些数不清的荣誉就足以令我咂舌不已。
事实上，弥勒佛确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凡是生活中的麻烦事，虽说也没有几件大事，但他往往只要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地解决掉已不能不让我崇拜了，他似乎每一个行当都有朋友，而且都很铁。
这种经历的积累在当时的我看来便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达到的能力，居然时常会让我涌上一股酸酸的感觉。
这便是嫉妒，只要嫉妒的感觉泛起，碰有他从容处事的时候便常常让我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不过，非一个量级的人之间的嫉妒是淡淡的若有若无的，而且能够转化，转化至崇拜。
因为崇拜，便少不了我对他的亲近感和言听计从，即便稍有出格儿的事也常常会被崇拜冲掉。
他刚开始对我是有防备的，总在我面前做出一副领导的样子，却似乎无法阻挡他那副弥勒佛形象的流露。对于崇拜他的人来说，弥勒佛无疑是一种亲和力，更加剧了崇拜。正是因为崇拜，没有任何地刻意追求，无意间便拉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终于有一天逢到坐车，他开始肯笑嘻嘻地问我一些厂里的事儿。
他毕竟是我崇拜的人，自是乐得跟他讲一些事，有时候为了这个话题，我甚至会主动地跑到各个部门去了解一些情况。
对于我的表现，他显然是满意的，经常会有一些诸如“小赵不错”的表扬更是让我自觉了不得。
我知道他多疑，但盲目的崇拜让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时的我自是无法体会到这种多疑的滋味，但同事们对我的仇恨却让我不能不感到后怕，因为他居然完全把我的话当成反话来听，而且把一些不该有的罪名加到了凡是我曾经提到过的所有人，尽管在提这些人时我再三强调“这是真的”，而他也总是乐哈哈地笑着说“好”，哪怕是一丝玩笑话，我也总是再三强调，现在想起来，或许当时我就有一些隐隐的担心。
担心全部变成了现实，这便是我对他“信”的缺失的开始。
2
“信”的缺失是不能有开始的，倘若有了开始，就会一泻千里，哪怕是丝毫的出格无疑也会加剧这种缺失。
另有一个因素无疑也在加剧着这个过程，便是即使弥勒佛已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他仍是先进，仍然风光无限，只不过因为他给他们办了事或者送了一些看起来数量并不算大的东西。
难道为了这些就应该丢弃人的良心吗？我该信谁呢？因为实在想不通，我显然陷入了迷惑，迷惑是一种能够自动累加的东西，只要累加到一定程度，必要造成“信”的缺失。
“信”的缺失是可怕的，尤其是象这种反差极为巨大强烈的缺失最终酿成了祸端。
当然，那次祸端也不能全怪“信”的缺失，但至少应算得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问题是，“信”一旦缺失便极难恢复，即使象牢狱之灾也无法将其改变，而且反而加剧了它的缺失。
只要还存有一线希望，人就不会让自己绝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妨从“信”的角度展开分析。
出狱后，我已完全蜕变成了两面人：一方面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却近乎迷信的“信”。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既然确定了从“信”的角度去说，必然地要剔除一些诸如咱们前面已提及的一些其他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人原就是个极其复杂的动物，必然地会有诸多的因素影响，倘若把这些因素纠缠到一起，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表达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说“信”。
“信”的缺失来源于刺激，是一种病态，至少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最突出的特征便是“信”的指向对象的复杂化，具体表现为怀疑一切谁也不信。
或许正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绝望的愿望，我才彻底变成了两面人。
这实际上是一个替代的过程，是人的因某种东西失去而必须寻找另一种东西替代以求心理安慰的必然心理过程，只是这种替代极容易走极端。
人的生命中便少不了这种替代，譬如曾经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也不可信吗？这显然有违逻辑，但“信”就具有这种超越逻辑的功能。信，必须要信，而且这时的“信”丝毫不会逊于我当初对于弥勒佛的“信”，已是言听计从近乎迷信的“信”。
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胡子，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