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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于此感到反讽，那么这种反讽并不来自沈从文对于现实指涉次序的颠倒：他从未把砍头描写为赏心乐事。毋宁说这种反讽意味来自他对语言的特别看法。作为表现现实的媒介，语言不断延伸衍异，和自我指涉、逆转的特性，被沈发挥得淋漓尽致。像诗人那样去写作，意味着以第三只眼睛看世界，看到语言自身的象征本质，以喻象方式重组语言符码。沈从文在小说中并不以一览无余的透明视角来表现砍头主题，相反，他在物象离合存没之间启悟其间的连属关联。
以《黄昏》为例，为了体现诗意表现中的内在共时性，要求他的读者也采取多重的感官角度，既能听到犯人的喊叫，也能感受老门丁的白日梦，既能听见孩子们在刑场的嬉戏之声，也能闻到典狱官炉上烧肉的香味；结果在故事的深处形成了根本意义上的“悬而未决”。但如上所述，沈从文抒情想象所开出的“意义纠结”（aporia）具有伦理的维度。这是因为他的抒情叙事拒绝为已经负载了重重教条的社会再强加一条新的教条。同时他也揭露语言表达是一种寓言形式，没有一了百了的真谛，而是不断衍伸、变迁，总已受到文化的制约。
沈从文以“错位的”抒情风格重写砍头，因对鲁迅所代表的砍头话语提供一种转圜可能，后者的表达方式充满了负疚之情和道德焦虑。两位作家对于社会的弊病持有同样的反感，对于人性的愚蠢和残忍也怀有同样的悲悯之情。然而，在寻找艺术表达方式上，他们却迥然有别。鲁迅对于砍头大观既恐惧又着迷；对他来说，断肢残体“体现”出世界的摧颓瓦解。比起鲁迅，沈从文应该更多看了不知多少次的砍头，但他并不在意砍头自身的“意义”，而在意砍头如何被书写，以使我们记得（remember），并且重新联结（re…member）生命的其余部分。写实和抒情的写作模式分别在鲁迅和沈从文的叙事背后，启动他们的话语方式（而非结论）。最后一点反讽之处是，在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当多数作家正襟危坐地承续了鲁迅的砍头情结，视他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巨头”时，正是性情平和的沈从文，展示了如何砍下这个“头颅”，从而打破了砍头文学的符咒。
沈从文的激进抒情策略不仅见于他的砍头故事，也可见证于他描写奇人异事的故事。他的故乡——荒蛮多山的湘西——及他在军阀部队中的传奇经历，为他提供了写作神秘恐怖故事的最佳背景。正如沈从文在《湘西》中描述的那样，他所浸润的楚文化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天地，各种鬼怪精灵充盈其间，与人类休戚与共。另一方面，楚文化饶富各种歌赋舞乐，仪式传说——那是个富有多样诗意想象和宗教仪式的世界。当沈从文搜寻小说素材时，很自然的，那些山岭岩洞的幽暗意象、鬼魅似的人物和难以索解的文化礼俗便悄然袭上他的心头。这里将讨论他的四个短篇小说：《山鬼》（一九二八）、《哨兵》（一九二六）、《夜》（一九三〇）和《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九三〇）。
《山鬼》讲述一个癫子的故事。沈从文对“疯子”的一般含义，显然不愿视为当然。沈也不像鲁迅那样，仿照摩罗诗人或尼采式超人的形象，创造他的狂人。他对笔下的那些精神病症例子，既怀有临床医学的、弗洛伊德式的同情心，也怀有一种神秘的沉醉之情；后者有可能源于他对神秘楚文化的向往。他在山鬼故事中不遗余力地强调癫狂与清醒之间的微妙关联。例如，癫子是个干净、平和的人，他还特别富有山歌、傀儡戏和手工艺方面的天赋。甚至他的异常举止，譬如跑一天一夜去邻村看桃树开花，看起来也更像是一种浪漫气质，而不像患了精神病。事实上，小说的标题《山鬼》正是借用了那个不幸的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中一章的篇目（30）。
对沈从文而言，“癫狂”这个词语指陈一种自然的态度、诗意的声音，借此日常礼仪和情感方式得以逾越。但《山鬼》并不仅是对癫人疯妇自我陶醉状态的叙事，以与正常人的鲜明对照。沈从文很清楚在大众观点和个人偏好间有其裂隙；他想以更为复杂的心理范畴来认知这种裂隙。写实主义，模拟叙事并不适于勾画此一裂隙；相反的，他在抒情语调中找到了“另一”世界的遥远回声。故事中间，癫子神秘地失踪了数日，回来时神情颓唐，灰心丧气。在这期间他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让他烦恼？何以凡俗人间的语言无能表达他的痛苦？
根据屈原的原诗，我们或许可猜测癫子爱恋上了神人。但沈从文回避了对叙事逻辑线索的诠释探究，而试图以冥想臆测的方式描绘癫子的哀乐。叙述者通过他弟弟和母亲惊异的眼神来看癫子，平静地写出他们的忧虑和担心。但无论他的抒情处理有多接近于“山鬼”的世界，沈从文知道，跨越理智与疯狂、现实与虚构的界线，不是仅仅修辞创新所能做到，而更多是认知上的飞跃，甚或是一种神秘的启悟——而他对此尚无把握。因而，令人扼腕的就不仅仅是癫子的娘不能理解她的儿子，也在于沈从文的自知之明：即使通过抒情叙事，他重现现实与灵异世界不可言说的邂逅，也仍然无法克竟全功。
沈从文也试图把幻想小说加以抒情化。在《哨兵》中，一个年轻的士兵被派去站夜哨。尽管他满心想在同伴面前逞强，却还是摆脱不了撞鬼的恐惧。更糟的是，不久他的同伴走开去参加一个聚会，这时他就只剩下一个人了。仿照鬼故事的通例，沈从文恣意刻画出种种险象环生的恐怖气氛。无论是忽长忽短的暗影，猫的怪叫，或是一阵罡风，任何事物都被哨兵臆想成鬼怪作祟。这里的情节其实乏善可陈；让他叙事如此引人的是一种即将有事发生的紧张悬疑气氛。自此，沈从文笔锋一转。他没有像通常的鬼故事作者那样去捕风捉影，而是采取反讽姿态，暗示出那个年轻士兵疑神疑鬼的心理投射，也竟然可做出审美观照。当然，所谓的鬼在小说中并未现身；但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一个孤独哨兵在想象的世界里夜游的难忘写照。正是那似是而非、鬼影绰绰的环境气氛。
对于熟悉屠格涅夫作品的读者而言，《哨兵》再次表明沈从文对这位俄罗斯大师的师承。我们记得在《猎人笔记》的《白静草原》（“Bezhin Lea”）（31）中，屠格涅夫也采用了与沈从文相似的恣意、反讽的态度，来描写一群农家孩子在一个夏夜的诡异氛围中，围着篝火，讲述骇人的故事，把自己吓得半死。《白静草原》也可与沈从文另一篇题名为《夜》的小说再作比较。《夜》描写一群年轻士兵某夜在一个老农家里轮流讲吹牛故事，而主人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他们。沈从文让每个士兵都讲了一个与其性格经历相匹配的故事。大家兴致很高。但在他们自吹自擂的过程里，就是有些不对劲。正如在《白静草原》中一样，当夜更深了，大家讲的故事也更加大胆、更加匪夷所思。沈从文随即把笔锋一转，以类似莫泊桑而非屠格涅夫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意外的结局。当士兵们耗尽想象后，他们要求老人也讲一个故事。老人心里记不得什么故事，他就打开了一扇房门，让他们看到一具躺在床上的已经朽烂的尸体——那是他已故的老伴。大家都吓呆了。
这里的关键问题既不是沈从文设计的骇人结局，也不是他对诡奇恐怖的偏好，而是他能在可怖的场景中悟出人世中的无言悲哀，以及把年轻士兵们与一对老夫妇凑到一起的神秘的命运因缘。在恐惧中，作为叙述者的那个年轻士兵领悟到了他和同伴讲述故事，状似轻松，却已包藏疑惧。正在打的仗前景暗淡，士兵们也都前途未卜。讲故事的快乐时光只是暴露出他们及时行乐的心态，而他们已然心事重重：夜晚将尽，他们对于战争与死亡的短暂规避也即将终结。老人的故事阖然无声，但却展现出最恰如其分的真相；他把近乎神秘的生死启示传达给了年轻士兵，让他变得更忧伤，也更有智慧些。
在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沈从文对怪诞诡奇的趣味更得以充分表达。据称这个故事来自于沈从文的个人经历，它讲述了一个少女和三个追求者之间的浪漫故事，而这个浪漫故事导向了恐怖的结局——自杀和恋尸。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集中于沈从文何以能把最不相称的情感与主题融合为一；他的叙事既是对田园牧歌的逼真再现，但同时也使之土崩瓦解。故事始于一个边城小镇上三个年轻男人——两个兵士和一位豆腐铺老板——共同追求一个美丽姑娘。为得到姑娘的芳心，两个兵士大打出手，在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那个总是面带谜样的微笑的豆腐铺老板，其实才是姑娘的意中人。正当这对年轻情侣即将成其美事之际，姑娘不明不白地自杀了；葬礼过后不久，她的尸体从墓穴里失踪。后来才知道盗尸的是那豆腐铺老板，他挖出尸首，把它抱到附近的石洞里，与它在一起睡了三天三夜。
这篇小说具有色情意味和癫狂潜质，很容易写成一个香艳版的惊惮故事。但沈从文的野心远过于此。这故事的浪漫激情使他得以投射出一个饶有诗意的文本构架。这一诗意的生成不在于沈从文声称他的故事有其传记上的可信性，也不在于他对田园牧歌式的人物和意象的颠覆，而是在于故事的对话状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小说的框架叙事形式。沈从文把讲述整个故事的起因归于一次落雨，这便暂时把讲故事的人和他的理想听众都滞留在日常活动之外。从一开始，沈从文的故事就处在一种无以名状的悬疑之中，作为读者，我们也被吸引到这个封闭的环境中来。
当核心叙事一启动，沈从文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便开始引领叙事。他带着读者去拼合山城小镇中各种看似杂乱散落的意象：下不完的雨，士兵的百般无聊，地方女子花样繁多的围裙，豆腐铺老板的微笑，少女晃动的金耳环，她的两只白毛大狗的漂亮体格，等等——这一切都被描写得栩栩如生，鲜活似画。
但这幅印象主义的田园画仅是卷首插图。通过在小说开头述及士兵们开入市镇的行动，沈从文已埋下了不祥和暧昧的伏笔。士兵和居民之间的差异日益显露出来。淳朴无邪的山城似乎包藏了自己的秘密；它看似一览无遗，但对于外人却是全然不可接近。两个士兵追求少女，起初进行得像一场普通的爱情游戏，但他们的浪漫感情却因少女的神秘死亡和豆腐铺老板的恋尸而逆转。
叙述者本人是两名士兵中的一个，他以戏剧性独白倾诉（dramatic monologue）的方式进行叙事，这强烈地暗示出一种在叙述者及其理想听众之间，主体对主体的对话方式。随着故事发展，读者发现自己似乎被拽进了一种莫测的移情关系中。就像这两名士兵一样，我们也是贸然闯进了一个美好的纸上田园世界，但它最终却拒绝我们深入。但我们的挫折只是加强了我们对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