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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到船上看望妻子，想要和她过夜。尽管他们也有片刻温存，但却由于妻子生意繁忙，顾客时时打扰，以及丈夫受挫的自尊，终究难偿所愿。
批评者倾向于把这篇小说看作是沈从文对现代社会中乡下人的道德堕落与惰性的揭露（52）。小说中的丈夫和妻子因此被看作无可救药的弱者，不能自顾其身。这种读解忽视了沈从文独特的爱情观念，以致把小说简化成一出道德讽刺。谴责地方风俗或是夫妇二人的虚荣，并非沈从文的唯一目的。他也许有意批评性交易，但他更为关心的莫过于性交易中的伦理法则的暧昧性。丈夫并不完全是因为妻子做船妓而感到羞辱；他“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53）让他烦恼的，是任何乡下人来到异地都会感到的陌生感和迷失感，他妻子忙于接客只是更强化了这种感受。性，在沈从文的笔下，既是指向社会生活的私人领域的原初标记，同时也是人物内心中所最无须检视的一个部分。这便解释了整篇小说中人物及其叙述者对于性行为的明显宽容，也说明了由此所生的抒情暧昧性。
沈从文以不无担待的同情态度，来叙述丈夫如何因为孤独和无聊而向妻子的“干爹”一吐衷肠——后者在当地是个人物，他保护妓女，条件是免费占有她们的身子。沈从文又写丈夫和妻子如何通过一把新买的胡琴，和船上其他人一起唱曲，而暂时忘记了他们的尴尬关系；当然，还有他们如何轻易地和好，在次日一早回转乡下去了。在这些段落里，沈从文试图在人生凄惨的时刻里，肯定一些不可思议的美好可能。这并非因为他是天真的人道主义梦想家，而是因为他相信人欲的巨大潜能，无论天命如何叵测，都能在真实——或假想——中寻找出路。有鉴于此，我们便可理解如下一些感受：丈夫和妻子的“干爹”竟生出哥儿们般的情谊；他和妻子在拉胡琴时无心扮起了主顾和卖艺人的角色；他们离“家”出走的行径犹如一对浪漫男女情人。个人欲望和伦理顾虑在这些时刻得以妥协——正如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最能体现沈从文抒情想象的文字因之产生。沈从文拒绝以露骨写实主义的同情眼光来照顾底层人民，对于笔下人物，他还之以他们在现实中本来可能拥有的行为和梦想，无论这些行为和梦想何等卑微粗鄙。如此一来，他已然把人性现实的视阈扩及到大人先生奉意识形态之名而排斥的领域。
关于沈从文对爱情题材的处理方法，我的讨论将以两部小说的比较阅读作结：一篇是著名的《萧萧》（一九三〇），另一部是相对不太出名的题为《劫余残稿》的短篇小说三部曲（一九四七）。《劫余》是一组系列小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雪晴》），写一对母女如何双双逾越了婚姻法则的束缚，因此而牺牲的，不仅是她们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还有整个村庄的生命财产。沈从文在萧萧的故事中决意让田园浪漫胜出现实的虚伪与审慎，相形之下，他赋予《劫余残稿》以同等的诗意气质，但这个故事中对于爱与死的癫狂欲望如此炽烈，势将使读者触目惊心。两部作品都拒绝以露骨写实主义的修辞方法来表现激情主题。就它们所投射的浪漫想象而言，两部作品生动地表达了沈从文抒情形式中有关“欲望”和“逾越”辩证的两个层面。
在《萧萧》中，农家女萧萧在与比她小九岁的丈夫正式成婚之前，被人发现怀了孩子。根据当地规矩，像她这样犯通奸的女子的下场，不是发卖，就是沉潭。但本族中无人愿意实行这些家法；萧萧生下一个男孩，一家人都欢喜她留下来，最终她和小丈夫得以圆房。这个故事之所以出现惊人转折，是源于沈从文深信一个社会的伦理法则不应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事事的偶然冲撞不免一再变通。小说结尾处，萧萧体现的生命力使她俨然犹如地母形象，此时她怀抱新生的“合法”儿子，看着自己的“私生子”与年长六岁的童养媳举行婚礼。
沈从文用平淡无奇的语调讲述整个故事，犹如事情的发生本当如此。他的叙事之所以令人入迷，不外于其中对人生显著的天真态度。萧萧的丈夫在结婚时只有三岁，小两口像姊弟那样一起长大。他们从孩子的视点看世界，因为他们就是孩子。即便在萧萧进入青春期，被引诱大了肚子之后，她和丈夫依然瞒下一切，好像他们只是做下淘气之事。沈从文纵容萧萧，不愿让她为所做的错事受苦；这种纵容的态度延及叙事，以至于甚至村民们都被写得像一群孩子，他们不忍面对“成年”律法的道德后果。既然沈从文已经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萧萧该受到何种处罚，我们在此当然会感到强烈的反讽意味。但读者仍然心甘情愿地听任沈从文的写法，去看一看通奸也可导致如此一种“绝妙”（而非灾难）的结果。在理想的田园浪漫故事与阴郁的现实陈述之间，萧萧和她的村人们所栖身的世界里律法确实存在，但这个世界的居民们仅却援用童心来奉行与化解这些法规。
引发萧萧的欲念的关键意象是老祖父在夏夜光景里描述的“女学生”。对于老人来说，女学生是怪物：“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热，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作，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54）更加匪夷所思的“事实”则是：“男女一处上课，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55）祖父关于女学生的言谈可谓错误百出，蠢不可及，但对于像萧萧这样认真的听众来说，这些话却如醍醐灌顶，启悟了她关于自由的朦胧认识。老人的胡言乱语转而为诗意的吟咏，体现出独到的象征模式。正是对于这个转变过程，沈从文引发了读者的注意。祖父对于他全然陌生的世界的观察和叙述方式，很快演变为整篇小说的基调。沈从文篡夺了祖父的叙事口吻，用一厢情愿的方式叙述了整个故事。读者仿若萧萧，是沈从文的幻想故事的热心听众，听他讲述一个乡下女孩如何听着祖父的故事，步入欲望的世界。
如上所述，《萧萧》中的天真和质朴应被视作沈从文抒情话语的修辞姿态，强烈要求读者以诗歌般的细密心思来编码和译码。但在他“天真”的叙事后面，沈从文对于童稚本能的自由嬉戏可能引发的痛苦与恐怖，太清楚不过了。仿佛是为了颠覆《萧萧》中的清纯意味，在《劫余残稿》的第二部分《巧秀和冬生》中，沈从文讲述了另一个女孩的爱情经历，以上百人的性命为代价。在这个故事里，巧秀不顾婚约，爱上了邻村来的一个唢吶手。巧秀的家史可不简单；她母亲许多年前犯了通奸，被剥光衣服，由老族祖将她沉潭淹死。沈从文想要表达的，与其说是男性中心伦理社会对女人的虐待折磨，更不如说是即便社会与伦常的压力如何沉重，爱欲激情仍然生生不息。正是在对青年男女不计一切代价，勇于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故事中，沈从文发现了寻常写实主义话语所不能企及的人性领域。
《巧秀和冬生》之手稿
这篇小说的高潮，正坐实《萧萧》中最可怕的威胁，即把通奸女子沉潭淹死的古老惩罚。巧秀的母亲被剥光所有衣服，缚上石磨沉潭的场面，在恐怖中传达出一种诱人的凄美，不仅因为她在面对羞辱和惩罚时显出视死如归的平静庄严，而且也因为她的死反射了惩罚者（和她共享的）对暴力与毁灭的隐秘欲望。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叙述者说：
我仿佛看到那只向长潭中桨去的小船，仿佛即稳坐在那只小船一头，仿佛有人下了水，随后船已掉了头。……水天平静，什么都完事了。一切东西都不怎么坚牢，只有一样东西能真实的永远存在，即从那个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却被社会带走了爱的二十三岁小寡妇一双明亮、温柔、饶恕了一切的眼睛中看出去，所看到的那一片温柔沉静的黄昏暮色，以及在暮色倏忽中，两个船桨搅碎水中的云影星光。巧秀已经逃走半个月，巧秀的妈颈悬石磨沉在溪口长潭中已十五年。（56）
巧秀的爱情故事导致两个村落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数百人为此丧生。她的爱情故事引发暴力和死亡，她的孩子在她的恋人死后出世，就此而言，巧秀和她的母亲共有的命运构成神秘的循环。在这个神秘的循环中，萧萧也是其中一个部分。生和死调节着生命的腐朽重生。《巧秀和冬生》的结尾写道：“一切事情还并没有完结，只是一个起始。”（57）正是这种驱动爱与死、逾越与违逆的巨大神秘力量，导引沈从文在他的浪漫作品中思悟：自命理性的我们对于生命的热情和悲怆所知何其微薄；而也只有通过主题和风格逾矩传统的方式，他方能引领我们对那个神秘世界做惊鸿一瞥。抒情话语不仅是作家对病态社会的批判修辞方法；也不只是小说叙事跨入诗歌领域的表征。抒情话语乃是一种象喻行为，它填充了那些在写实主义和理性思维的地图中，尚属“未知数”（terra incognita）的人性疆域。
【注释】
（1）关于沈从文的早年经历，可参考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文集》卷九（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花城，一九八二—一九八四）；Jeffrey C。Kinkley，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一九八八）。
（2）关于沈从文和郁达夫、徐志摩的交往，可参考凌宇，《沈从文传》；Jeffrey C。Kinkley，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关于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友谊，最好的参考资料见沈从文，《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一九三五）。
（3）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五位共产党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李伟森、殷夫——与另外十八名共产党员一起在上海龙华被处以死刑，罪名是阴谋反对国民政府。尽管这几位作家才气平平，却在中共文学史中获得了“五烈士”的身后荣誉。参考Tsi…an Hsia，The Gate of Darkness。关于沈从文与这个事件的牵连，参考沈从文，《记丁玲》；《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卷九；Jeffrey C。Kinkley，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凌宇，《沈从文传》。
（4）迄今为止，关于沈从文生平作品最好的英文著作是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沈从文史诗》（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另外也可参考凌宇的《沈从文传》。
（5）关于抒情小说的定义，参考Ralph Freedman，The Lyrical Novel：Studies in Hermann Hesse，André Gide，and Virginia Woolf（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沈从文自己对于抒情的界定见于《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沈从文文集》卷一一。关于沈从文小说的抒情特征，参考凌宇，《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內容的审美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期（一九八三年三月）；梁秉钧，《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小说》，收入陈炳良编，《中国现代文学新貌》（台北：台湾学生，一九九〇）。另外也可参考Jaroslv Pr？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