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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门朝尔尼克胡得的对面，长有一棵漂亮的、样子有点像李尔王的器宇轩昂的栗树。爸爸在栗树下为我们姐妹三人放了一条长椅……我们称之为“姐妹椅”。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经常坐在那里想入非非，梦想着长大以后的情形。我们当中谁可以当工程师，诗人，或者是像居里夫人那样的著名发明家。我们所幻想的就是这些。我们没有像同龄女孩那样幻想自己嫁给一位富有而有名气的丈夫，因为我们生于富有的家庭，对和甚至比我们更富的人结婚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们要是谈论坠入爱河，那么不是爱恋某位贵族或者著名演员，而只是爱恋某个具有高尚情感的人，比如说某位伟大的艺术家，即便他身无分文也没有关系。那时我们懂什么呀！我们怎能知道伟大的艺术家是怎样的无赖和野蛮？（并非所有的艺术家……绝对不是所有的艺术家！）只有今天，我才真正感到，高尚情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非生活中的主要东西。绝对不是。感情不过是麦子收割后田野里的一把火：它燃烧了一会儿，剩下的只有灰烬。你知道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女人应该在她的男人身上追寻什么？她应该追寻一种品德，这品德一点也不激动人心，但是比金子还要珍贵：那就是正派，或许还有善良。而今，你应该知道这点，我认为正派比善良更为重要。正派是面包，善良是黄油，或者是蜂蜜。
在公路之间的果园里，有两条长椅相对而立，每当思考中的你，在鸟声啭啭或微风在枝头窃窃私语的寂静中感到孤独时，那倒是个好去处。
再走过去，在田野边上，有个我们称之为奥菲茨纳的小建筑，在第一间屋子里，有个洗衣房用的黑色锅炉。我们扮演邪恶巫婆芭芭·雅嘎的囚犯，芭芭·雅嘎把小姑娘放到锅炉里烹煮。接着有个园丁居住的小后屋。在奥菲茨纳后面有个马厩，停着爸爸的四轮马车，还住着一匹高大的棕红马。在马厩旁边，放着带有铁滑板的雪橇，车夫菲利普和他的儿子安东在冰雪封冻的日子用雪橇拉着我们去理发店。有时海米会和我们一起去，海米是非常富有的鲁哈和阿里·莱夫·皮栖尤克之子。皮栖尤克开了家啤酒厂，向整个地区供应啤酒和酵母。啤酒厂很大，由海米的爷爷赫尔茨·梅厄·皮栖尤克经营。前来访问罗夫诺的著名人士总是和皮栖尤克待在一起——比阿里克、杰伯廷斯基、车尔尼霍夫斯基。我想那个男孩海米是你母亲的初恋。范妮娅可能已经十三岁，要么就是十五岁了，她总想和海米一起乘坐马车或者雪橇，但带上我，我总是故意来到他们中间。我那时有九到十岁，我不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我是个小傻丫头。那时他们就这么称呼我。每当我想惹恼范妮娅时，就当着大家的面，叫她哈姆奇克，是海米这么叫的。尼海米亚·海米·皮栖尤克到巴黎读书，他们在那里将他杀害。是德国人。
爸爸，你的外公，喜欢车夫菲利普，他也非常喜欢马，他甚至喜欢前来给马车上油的铁匠，但是他确实恨乘坐马车，恨身穿镶狐皮领子的皮大衣，像个乡绅，坐在他那位乌克兰车夫身后。他宁愿走路。不知怎的，他不喜欢做富有的人。在他的马车里，或者是在他的扶手椅里，被快餐和水晶枝形吊灯包围着，他觉得有点像个喜剧演员。
许多年过去，当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当他几乎赤手空拳来到以色列，他实际上并不觉得特别可怕。相反，他感到周身轻松。他并不在乎身穿一件灰色背心，背上背着一袋三十公斤的面粉，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只有妈妈痛苦万分，她咒骂他，冲他大喊大叫，恣意侮辱他，为什么他会一落千丈？扶手椅哪里去了，水晶饰品和枝形吊灯哪里去了？她这把年纪怎么就该活得像个农民，像个农妇，没个厨子，也没个理发师或女裁缝？他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在海法建个新型的面粉厂，使我们可以恢复失去的地位？妈妈就像故事里讲的渔夫的妻子。但是我宽恕她所做的一切。愿上帝也宽恕她。有许多事情需要宽容！愿上帝也宽恕我这样来谈论她，愿她安息。愿她安息，别像她待父亲那样从未给过他片刻安宁。他们在这个国家住了四十年，她每天从早到晚什么也不做，只是破坏他的生活。他们在克里亚特莫兹金后面长满蓟草的田野里找了间摇摇欲坠的棚屋，没有水，没有厕所，屋顶铺了层沥青油脂……你记得爸爸妈妈的棚屋吗？记得。唯一的水管在屋外蓟草中间，水中尽是铁锈，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爸爸用木板把它临时遮住。
也许，妈妈让他生活得痛苦，并非完全是妈妈的过错。毕竟，她在那里过得实在是不开心。绝对不开心！她总之是个不开心的女人。她生来就不开心。就连枝形吊灯和水晶也没有使她开心。但是她这种不开心的人把别人也弄得非常痛苦，这就是你外公的不幸了。
他一来到以色列，就在海法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面包房。他习惯于赶着马车到海法海边溜达。他们见他了解一些关于谷物、面粉和面包知识，就没有让他做磨面或者烘烤的活，而是让他用自己的马和车运送面粉袋和面包。在这之后，他在维勒冈生铁铸造厂工作多年，为建筑工地运输各式各样的圆的长的铁块。
有时他习惯于用车拉着你，在海法港湾旁行走。你还记得吗？记得？等到上了年纪，你外公为了生计运输搭脚手架用的长木板，或者从海边把沙子运送到新的建筑工地。
我仍然能够记得，你坐在他身边，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像橡皮筋那样绷得紧紧的。爸爸常常让你拿着缰绳。我眼前依旧能够清晰地浮现出那幅画面：你是个白白净净的孩子，苍白得像张纸，你外公总是让太阳晒得黝黑黝黑的，他是个壮汉，甚至七十岁上仍然身体健壮，像个印第安人一样黝黑，某种印第安人王子，一个土邦主，湛蓝的眼睛里闪烁着笑意。你身穿小白背心坐在木板上，那是赶车人坐的位子，他身穿工人穿的灰背心汗流浃背地坐在你身边。他确实开心，满足现状，他喜欢阳光，喜欢体力劳动。他尤其喜欢当个车夫，他一直拥有无产者意识，在海法再次成为无产者令其感觉良好，就像在他人生旅程的起点，在他仍然只是维尔克霍夫庄园的一个木匠时那样。也许他喜欢过马车夫的生活甚于在罗夫诺做富有的磨坊主和有产者。你是个如此认真的小孩，一个不能忍受阳光炙烤的小孩，太认真了，直挺挺地坐在他旁边车把式的位子上，为马缰绳忧心忡忡，忍受着飞蝇和热浪，害怕让马尾巴扫着。可是你表现得很勇敢，没有抱怨。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仿佛近在今天。灰色的大背心和小白背心。我那时思忖，你将来肯定会更像克劳斯纳，而不是像穆斯曼。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再对此深信不疑。
【注释】
＇1＇ 门纳海姆·格勒尔特《罗夫诺的塔勒布特希伯来语学校》（希伯来文，耶路撒冷，1973）。塔勒布特学校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世俗化的学校。——原注＇2＇ 毕苏斯基，即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军事独裁者，政治家，曾任波兰元首。
＇3＇ 指安息日吃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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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们总是争论，与我们的女孩朋友争论，与男孩争论，在家里我们之间也在争论，探讨诸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美，什么是上帝。当然我们也争论巴勒斯坦问题，同化问题，政党问题，文学问题，社会主义问题，或者是犹太人的不幸。哈娅、范妮娅和她们的朋友特别好争论。我争论得少一些，因为我是小妹妹，她们总是对我说：你只管听着。哈娅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你母亲是青年卫士的一员，三年后我也加入了青年卫士的行列。在你们家，克劳斯纳家，最好只字不提青年卫士。那对他们来说太左倾了。克劳斯纳一家甚至不愿意听到青年卫士的名字被提起，因为他们非常非常害怕你会从中接受些星星点点的红色。
一次，可能是在冬天，在过哈努卡节时，我们就遗传与自由意志问题有过一次大争论，断断续续了几个星期。我记得清清楚楚，仿如昨日，你母亲如何突然迸出这个奇怪的句子，说要是你打开人的脑袋取出大脑，就会立即发现我们的脑子只是花菜形的东西。就连肖邦或莎士比亚，他们的头脑也只是花椰菜。
我已经想不起来范妮娅在什么样的语境里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记得我们止不住放声大笑，我笑得太过，哭了起来，但是她连笑也没笑。范妮娅有这种习惯，极其热切地说出令人捧腹大笑的事情，她知道她们会笑，而她却不笑。范妮娅只有在适合自己的时候才笑，不和其他人一起笑，只有在人们觉得谈话无任何可笑之处的情况下……你妈妈才会突然爆发出大笑。
不过是花椰菜形的东西，她说着，用双手向我们比画花椰菜的大小，真是个奇迹，她说……就是这个花椰菜，能够让你上天入地，进入到太阳与所有的星辰之中，进入到柏拉图理念，贝多芬音乐，法国革命，托尔斯泰小说，但丁的《地狱篇》，所有的沙漠和海洋，那里有恐龙和鲸鱼的领地，一切都可以进入到那个花椰菜里，人类所有的希望、渴望、错误和幻想，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就连那个长在巴什卡·杜拉什卡下巴上带黑毛的圆鼓鼓的瘊子也是。当范妮娅在谈及柏拉图和贝多芬时引入巴什卡那令人作呕的瘊子，我们再次放声大笑，只有你的妈妈只是惊愕地看着我们，仿佛可笑的不是花椰菜，而是我们自己。
后来范妮娅从布拉格给我写了一封富有哲学含义的信。我那时大概十七岁，她则是个十九岁的学生了，她的来信对我来说有点高深，因为我一向被认为是个小傻丫头，但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封长信详尽地探讨了遗传与环境、自由意志的对立问题。
现在我试着告诉你她是怎么说的，可当然是用我自己的话，不是范妮娅的原话，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具有范妮娅那样的表达能力。范妮娅基本上就是这么写的：遗传，以及养育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社会阶层……这些就像做游戏前随意分给人的纸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自由——世界给予，你只是拿上给予你的东西，没有机会选择。但是，她从布拉格给我写道，问题是大家都在处理分给他的牌。有些人技高一筹打出分给他的一手坏牌，另一些人则截然相反，他们浪费一切，失去一切，即使拿着一手好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的意义：如何用分给我们的牌自由出手。但是，就连出牌好坏时的自由，她写道，也富有讽刺地要依靠个人的运气，依靠耐心、智慧、直觉和冒险。在没有其他办法时，这些当然也只是游戏开始前分给我们或没有分给我们的纸牌。即或如此，我们最后还有什么选择的自由呢？
并不为多，你妈妈写道，在没有其他办法之际，或许留给我们的只有自由地随意大笑或悲叹，参加游戏或弃之而去，多多少少试图理解有什么没有什么，或放弃，不去理解……简而言之，是清醒地度过这样的人生，还是麻木不仁地度过这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