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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人激动、礼貌而谦卑地从平台沿着石阶走向宽大的游廊，北边老城的尖塔和圆屋顶可尽收眼底。游廊周围散落着带坐垫的木椅、脚凳，还有几张小巧的镶有马赛克图案的桌子。在这里，如同在平台一样，你会感到一种伸开四肢拥抱城市风光的冲动，在绿叶荫下打盹，要么就是平静地吮吸着山石的静谧。
但是我们没有在果园里或凉亭下或游廊上停留，而是摁响了两扇铁门旁边的门铃，铁门漆成了红褐色，上面精巧地雕刻出姿态万方轮廓分明的石榴、葡萄、弯曲缠绕的蔓藤，还有匀称的花朵。当我们等候开门时，斯塔施克先生再次转身冲我们把手指放在唇边，仿佛向玛拉阿姨和我发出最后的警告信号：要有礼貌！要沉着！要得体！
宽敞的客厅里，靠四面墙都放着柔软的沙发，雕有图案的木质靠背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家具上雕有树叶、蓓蕾和花朵，仿佛屋里的一切代表着环绕着它的外部花园和果园。沙发面采用的是红色和天蓝色配在一起的各式条状织品，每个沙发上都放有五颜六色的绣花靠垫，地板上铺着豪华的地毯，其中一块织有天堂群鸟图。每个沙发前面都放着一张矮桌，上面放有一个圆形大金属托盘，每个托盘都雕刻着形式多样华丽精美的抽象图案，令人想到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文字母，实际上它们倒是可以很好地体现阿拉伯碑文的特征。
客厅两侧开了六至八扇门，墙上悬挂着挂毯，挂毯之间灰泥可见，也饰有花案，有粉红、丁香紫和浅绿等各种颜色。在顶棚上到处悬挂着古代武器作为装饰，大马士革剑、短弯刀、匕首、长矛、手枪、长筒火枪、双筒步枪。在紫红色和柠檬色沙发之间，正对着门口，放着一个装饰华美、颇具巴洛克风格的棕色大餐柜，餐柜犹如一座小型宫殿，一个又一个的玻璃门格子里摆放着瓷杯、水晶高脚杯、银制与黄铜高脚杯，以及许多希伯伦和西顿的玻璃饰品。
两窗之间的墙上，有个深深的壁龛，里面摆放着一只绿色花瓶，花瓶上镶着一层珍珠母，插着几只孔雀羽毛，其他壁龛里放着大黄铜壶和玻璃或陶制酒杯。屋顶上吊着四台大风扇，不住地发出黄蜂般的嗡嗡声，搅起乌烟瘴气的空气。吊扇中央，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黄铜枝形吊灯从屋顶伸出枝蔓，犹如一棵枝叉横生的大树，粗壮的枝桠、细嫩的枝条以及纤柔的卷须上，一并闪烁着钟乳石般的晶莹水晶，还有许多梨形灯泡闪闪发亮，尽管夏日上午的光从敞开的窗口倾泻至屋中。窗子上方的拱形部分安装着彩色玻璃，代表着三叶草花环，逐一呈现出不同颜色的日光：红色、绿色、金色、紫色。
挂在墙壁支架上的两只笼子遥遥相对，笼子里有两只严肃的鹦鹉，它们的羽毛五彩缤纷，橘黄、青翠、黄、绿、蓝，其中一只时不时发出粗嘎的叫喊，像个烟鬼：“请！请！好好的！”房间另一边的另一只笼子里便会立即传出甜美的女高音，用英语回答说：“啊，太甜美了！太可爱了！”
门窗过梁上，雕花灰泥上，用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文雕刻着《古兰经》经文或一行行诗句，墙上挂毯之间悬挂着一幅幅家族照片。他们当中有身材臃肿、胖胖的脸庞刮得干干净净的官老爷，头戴飘着长黑缨的红色圆筒形无边毡帽，身穿笨重的紧绷绷的蓝套装，挂在身上的金链斜跨肚子消失在马甲口袋里。他们的前辈留着八字须，样子专横武断，神情愠怒，颇显责任感，令人敬畏，仪表堂堂，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闪闪发亮的白头巾，并用黑环圈卡住。也有两三个骑马的人，令人生畏的大胡子男人骑在威武雄壮的马上急速驰骋，头巾向后飘去，马鬃上热汗流淌。他们的皮带上插着长匕首，短弯刀挎在一旁，或在手中舞动。
从这间招待大厅深陷进去的窗子里，朝东北方看去，便是守望山和橄榄山，一片矮松林，多石的山坡，俄菲勒丘陵，还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救济院，它的高塔像一顶威严的钢盔，戴在普鲁士人那倾斜的灰屋顶上。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稍左一点耸立着一座带有窄小观察孔的城堡式建筑，这就是我父亲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周围依次排列着希伯来大学的其他建筑和哈达萨医院。影影绰绰的山顶下，可见一些石屋散落在山坡上，一小群一小群的牲畜出没于卵石和荆棘丛生的田野，间或有几棵老橄榄树，仿佛被活生生的世界抛却很久，失去了生命力。
1947年夏天，我父母到纳塔尼亚看望一些熟人，把我留给了斯塔施克叔叔、玛拉阿姨以及肖邦和叔本华一起度周末。（“你在那里要好好的！不许做坏事！听话！在厨房给玛拉阿姨搭把手，不要打扰斯塔施克先生，别闲着，拿本书看看，别碍他们的事，安息日早晨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像金子般纯正！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作家哈伊姆·哈扎兹＇1＇ 曾经宣布说，斯塔施克先生应该废掉他的波兰名字，它“有点集体灭绝的味道”，劝他使用斯塔夫一名，希伯来文意为“秋天”，因为它听起来有点像斯塔施克，但是有某种《雅歌》的味道。
因此，玛拉阿姨在贴在家门的小卡片上写道：玛尔卡和斯塔夫·鲁德尼基
固定休息时间
请勿打扰
斯塔施克叔叔是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双肩强健有力，两个大黑鼻孔毛茸茸的，像个山洞，眉毛浓密，其中一道总是颇具讽刺意味地耸立着。他的一颗门牙已经脱落，给他增添了几分恶相，尤其是在微笑时。他靠在耶路撒冷中心邮局挂号信件部门工作谋生，闲暇之际在小卡片上积累资料，为的是做有关中世纪希伯来语诗人、罗马的伊曼纽尔的一项独创性研究。
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住在耶路撒冷东北部的谢赫贾拉地区，是个家道殷实的商人，给几家法国大公司在本地做代理，这些公司的生意一直做到亚历山大和贝鲁特，再从那里扩展到海法、纳布卢斯和耶路撒冷。夏天伊始，一张大额汇款单或银行汇票，要么就是某种股份证书不翼而飞。嫌疑落在了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乌斯塔兹·纳吉布的长子兼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合伙人身上。犯罪调查处处长助理亲口告诉我们，年轻人遭到盘问，后来被送到海法的羁押候审所，以便做进一步盘问。乌斯塔兹·纳吉布想方设法营救儿子，最后在绝望中去求助邮政总局局长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祈求他再次开始查询一封丢失的挂号信，他发誓说那是他在去年冬天亲自所寄。
不幸的是，他不知把收据放在了何处。那东西像是给魔鬼本人侵吞了。
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使乌斯塔兹·纳吉布确信他对此事深表同情，但是忧心忡忡地向他坦言，找到信封的希望微乎其微，然后委托斯塔施克·鲁德尼基先生执行一项任务，调查事情原委，弄清几个月前寄出的一封挂号信的可能命运，那封信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丢了也可能没丢，是在寄信人和邮局账簿上都没有留下任何凭据的一封信。
斯塔施克叔叔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不但找不到这封信的登记记录，而且那整一页账簿被小心翼翼地撕掉了，没有任何痕迹。这立刻引起斯塔施克的怀疑。他开始询问，并找到了当时是哪位职员在挂号柜台值班，并且询问其他员工，直至得知最后看见那一页记录是在什么时候。很快便确认了罪犯。（一个年轻人把信封拿到灯下，看到里面的支票，便挡不住诱惑了。）
于是物归原主，年轻的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从拘留所中获释，一向令人尊敬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名誉丝毫无损，而亲爱的斯塔夫先生与夫人在周六上午被邀请到谢赫贾拉地区的希尔瓦尼别墅共饮咖啡。至于那个可爱的孩子，朋友的儿子，星期六上午无人看管，得跟他们待在一起，当然，这不成问题，他必须跟他们待在一起，整个希尔瓦尼家族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向斯塔夫先生表达谢意，感谢他的办事效率与诚实正直。
于是星期六吃过早饭，就在出发之前，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衣服是父母专门留在玛拉阿姨家里准备让我出门时穿的（“阿拉伯人非常重视外表！”父亲强调说）：光亮耀眼的白衬衫，刚刚熨过，袖子挽得恰到好处；海军蓝裤子上的裤线整齐清晰；样子古板的黑皮带上的搭扣亮晶晶的，不知何故，形状像庄严的双头俄罗斯雄鹰。我脚上穿了一双凉鞋，斯塔施克叔叔用擦拭他和玛拉阿姨最好鞋子的鞋刷和黑鞋油将它擦得锃亮。
尽管八月天气炎热，斯塔施克叔叔执意要穿他那身藏青毛质套装（那是他唯一一套套装），雪白的丝绸衬衣，那件衬衣从十五年前在他罗兹父母家中就伴他一起旅行，并且系上了婚礼那天系的不起眼的蓝色丝绸领带。而玛拉阿姨呢，则在镜子面前折腾了四十五分钟，试穿晚装，改变主意，再试一条黑色的百褶裙，配一件浅色上衣，又改变了主意，穿上最近买的有点女孩子气的夏天连衣裙来端详自己，或饰以一枚胸针和一条丝巾，或戴上项链，摘下胸针和丝巾，或戴项链别一枚新胸针摘下丝巾，戴不戴耳环呢？
突然，她觉得穿那条矫揉造作的夏天连衣裙，脖子四周绣着花，出席这种场合太轻浮，太土气了，于是重新穿上最早穿的那件晚礼服。玛拉阿姨在危难中，向斯塔施克先生求助，甚至向我求助，要我们发誓说实话，只说实话，然而那是痛苦的：大热天穿这样一套正式礼服去做一次非正式的拜访是不是太讲究太夸张了？她的发型是否得体？我们对她的头发有何评价，真实的评价，她是该把辫子盘在头顶，还是不编辫子，把头发披到肩膀，是这样，还是那样？
最后，她勉强决定穿一条朴素的棕色长裙，一件长袖上衣，佩戴一枚漂亮的绿松石胸针。一副浅蓝色的耳坠，衬托她美丽的眼睛。她把头发散开，任其自由自在地披在肩上。
路上，敦实的身子难受地挤在笨重西装里的斯塔夫叔叔向我解释说，生活中的一些情形起源于文化之间的历史差异。希尔瓦尼家族，他说，是个备受尊敬的欧洲化家庭，男人们都在贝鲁特和利物浦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西方语言。而我们呢，也绝对是欧洲人，但是也许我们这些欧洲人在观念上略有不同，比如说，我们不太看重外表，而只注重内在文化和道德价值。即使是像托尔斯泰一样的盖世奇才也会毫不犹豫地穿着农民服装走动，列宁那样伟大的革命家最瞧不起中产阶级的穿戴方式，情愿穿皮夹克，戴工人帽。
我们拜访希尔瓦尼别墅不是像列宁去探望工人，或者像托尔斯泰在淳朴的农民当中，而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斯塔施克叔叔解释说，令我们颇为敬重颇为文明的阿拉伯邻居，多年吸收了较多的欧洲文化，在他们眼中，我们现代犹太人被错误地描绘成某种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粗野的乞丐，缺乏礼貌，尚未有资格站在文化教养阶梯的末端。就连对我们的一些领袖，阿拉伯邻居也是用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穿着简朴，举止粗鲁，不正规。在邮局工作时，有那么几次他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