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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雪花。我们走进礼堂时，离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他举起帽子朝四座打招呼，甚至朝他的朋友鞠躬。我走在爷爷旁边，神情庄重，梳洗整齐，身穿白色衬衣，鞋子亮晶晶的，径直走到第二排或第三排，那里给亚历山大爷爷那样的人留着的贵宾席，他们是“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创建的自由运动”的耶路撒冷委员会成员。我们会坐在约瑟夫·约珥·里夫林和埃里亚胡·梅里达中间，或坐在以色列·希伯－埃里达德博士和哈奴赫·卡来先生中间，或者坐在《自由》报编辑以撒克·莱姆巴身边。
大厅里始终坐满伊尔贡的支持者，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梅纳赫姆·贝京的崇拜对象，绝大多数是男人，我在塔赫凯莫尼许多同学的父亲们都在里面。但是有一条不易察觉的纤细分界线，大厅前三四排贵宾席留给一些杰出人士：知识分子、民族阵线斗争中的老兵、修正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前伊尔贡首领，多数人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余座位则坐满了一群群西班牙裔犹太人、布哈拉人、也门人、库尔德人以及阿勒颇犹太人。这些情绪激动的人群充斥着走廊和通道，挤靠在墙壁上，拥满了门厅和爱迪生大厅前面的广场。在前排，他们谈论民族主义革命，渴望取得辉煌的胜利，并引用尼采和马志尼的话，但是主要是一副谦恭有礼的小资产阶级神态：帽子、西装领带、礼仪以及某种华而不实的沙龙程式，即使在那时，在50年代初期，这种程式已经散发出某种霉菌和樟脑球的气息。
在这个内部圈子之外却是激情澎湃信仰者构成的汪洋大海，一个由商人、小店主、工人组成的忠实人群，其中许多人头戴小帽，直接从犹太会堂赶来，倾听他们的英雄，他们的领袖贝京先生讲话，身穿破旧衣裳、工作勤勉的犹太人为理想主义震颤，他们热心，脾气火爆，易激动并产生共鸣。
在集会开始，他们高唱贝塔歌曲，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他们唱运动进行曲和国歌《希望之歌》。讲台上装饰着一面面以色列国旗，挂有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一幅照片，齐刷刷的两排贝塔青年身穿制服，打着黑领带，令人瞩目——我多么希望长大一点后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呢——富有感召力的标语，比如说“约塔帕塔，马萨达，贝塔！”，“耶路撒冷啊，假如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以及“朱迪亚在血与火中倒下去，朱迪亚将在血与火中站起来！”
耶路撒冷支部委员做了几个“热身”演说之后，大家突然离开了讲台。就连贝塔青年也走开了。爱迪生大厅陷入了深沉、虔诚的宁静中，仿佛机翼发出静静的嗡嗡声响。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空空荡荡的舞台，所有的心都在等待。这种期待中的沉寂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讲台背后有些动静，丝绒帘幕拉开一条缝，一个身材矮小单薄的男人独自优雅地走向麦克风，站在观众面前谦卑地低垂着头，仿佛被自己的羞怯所左右。那种充满敬畏的沉默大概持续了有几秒钟后，观众中才响起犹豫不决的掌声，仿佛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他们每次都会目瞪口呆地发现，贝京不是一个口中喷火的巨人，而是一个身材瘦小近乎脆弱的男人，但一旦他们开始鼓掌，来自后面的掌声与喝彩声很快就会变成激情澎湃的吼叫，这吼叫几乎从始至终伴随着贝京的演讲。
这个人一动不动地站上两秒钟，低垂着头，耷拉着肩膀，似乎在说：“这样的荣誉让我承受不起。”或者是：“我的灵魂在众人厚爱之下屈服。”接着他伸出双臂，似乎在向众人祝福，羞怯地微笑，请他们安静下来，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怯场演员，犹犹豫豫地开始说话：“兄弟姐妹们，犹太同胞们，我们永远的圣城——耶路撒冷的父老乡亲们，安息日快乐。”
他停下来，又突然平静、伤感、近乎悲悼地说：“兄弟姐妹们，我们所热爱的年轻国家现在正面临艰难的岁月，极其艰难的岁月，令我们大家都感到可怕的岁月。”
逐渐，他克服了自己的伤感，集聚全部力量继续，他仍然平静，但是带有控制力，仿佛在宁静面纱的背后，潜伏着某种克制然而非常严肃的警告：“我们的敌人再次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因为我们在战场上使其遭受了可耻的失败而图谋报复我们。列强又在策划邪恶事端。没什么新鲜的。人们世世代代起来反对我们，企图将我们灭绝，但是我们，我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再次勇敢地面对他们。过去，我们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抵抗他们，我们要满怀勇气与忠诚去抵抗他们，高昂着我们的头。他们永远，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个民族卑躬屈膝。永远不会，直到最后一代人！”
在说“永不，永不”等词时，他抬高声音，那是发自内心的响亮呐喊，充满痛苦的震颤。这一次观众们没有喊叫，而是发出怒吼。
“永久的以色列，”他声音平静而威严，仿佛他刚刚从永久以色列磐石的司令部军事行动会议上赶来，“以色列的磐石”＇3＇ 将会再度崛起，把我们敌人的阴谋诡计挫败并粉碎！
现在群情激奋，他们用节奏铿锵的吟诵表达感激与爱戴之情：“贝京！贝京！”我也跳起来，竭尽全力吼叫他的名字，声音已经变了调。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说话人庄严地说，声音几近严厉，他举起手，接着停顿一下，仿佛仔细思量这一条件，不知是否该向观众和盘托出。整个大厅里一片死寂。“唯一关键性的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条件。”他再次停顿一下。他垂下头，好像可怕的条件压得他抬不起头。听众如此专心致志，我可以听到高高的大厅顶上传来电风扇的嗡嗡声响。
“只要我们的领袖，兄弟姐妹们，是民族领袖，而不是一群诚惶诚恐的隔离区犹太人，连自己的影子都怕，只要软弱无能、不堪一击的失败主义者、卑鄙的本——古里安政府立即给令人骄傲勇敢无畏的希伯来政府腾出地盘，希伯来政府是一个紧急政府，懂得如何让敌人闻风丧胆，就像我们的光荣军队，以色列军队，其英名令所有以色列的敌人心惊胆战！”
全体听众听到这里群情激愤，好像炸开了锅。提到“卑鄙的本——古里安政府”，哪一方都嗤之以鼻，义愤填膺，极度蔑视。有人从走廊里粗嘎地大喊“打死叛徒！”从大厅的角落里传来粗野的唱颂“贝京当总理，本——古里安回家去！”
但是讲话人让大家安静下来，就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在指责自己的学生，缓慢而冷静地宣布：“不，兄弟姐妹们，那不是办法。叫喊和暴力不是正确的途径，而是要通过和平、令人尊敬的、带有民主色彩的选举。不要用那些暴力的方式，不要用欺骗和流氓行径，而是要用我们从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那里学来的正直而尊严的方式。我们很快就会让他们卷铺盖走人，不是用兄弟相煎的恨，也不是用暴力动乱，而是用冷冰冰的蔑视。对，我们将让他们卷铺盖走人。那些贩卖我们故乡土地的人，那些出卖灵魂的人，那些自吹自擂的基布兹马弁，那些妄自尊大、优越感十足的布尔什维克以色列总工会暴虐之徒，所有的小日丹诺夫以及所有的江洋大盗，都让他们滚蛋！他们不是一直在自鸣得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从事体力劳作、清除沼泽吗？好啊，非常好，我们非常尊重地送他们去从事一些体力劳作。他们早就忘记劳工一词是什么意思了，看看他们谁还拿得动锄头会很有意思！我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将从事清除沼泽积水的伟大工作——很快，我的兄弟姐妹们，很快，要沉住气——我们要把劳工运动这片沼泽永永远远清除出去！永永远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将不可改变地清除它，永远不能让它回归！现在，我的百姓，跟我一起，像一个人那样，清清楚楚地大声说出这庄严的誓言：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得回归！不得回归！不得回归！”＇4＇
人群失去了控制，我也是，仿佛我们都成了一个庞大身体上的细胞，愤怒地冒火，愤怒地喧腾。
就在那时出了件事，我一落千丈，被逐出伊甸园。贝京先生继续讲述一触即发的战争，以及在整个中东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然而，贝京先生讲他那代人的希伯来语，显然没有意识到语言用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二十五岁左右在以色列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二十五岁以上的一代人或者是从书本上学希伯来语的那代人之间，具有明显的分界线。一个词，贝京先生与他那代人和党派成员认为指“武器”或者“装备”之意，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则指男性性器官，此外别无他意。而“武器”“装备”的动词形式，在我们看来则表明阳具进行的相应行动。
贝京先生抿了两小口水，仔细环顾一下听众，频频点了点头，仿佛对自己表示赞同，或者是为自己感到遗憾，他用一种刺耳、责难的声音，如同一个公诉人严厉地列举一系列无可辩驳的指控，开始了他的长篇激烈演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装备纳赛尔政权！”
“布尔加宁正在装备纳赛尔！”
“盖伊·摩勒和安东尼·艾登正在装备纳赛尔！”
“整个世界正在夜以继日装备我们的阿拉伯敌人！”
停顿。他声音里充满了愤懑与蔑视：
“可是谁来装备本——古里安政府呢？”
大厅沉浸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沉默中，但是贝京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提高声音，满怀胜利的喜悦欢呼：“如果今天我是总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装备我们！所——有——的人！”
坐在前排的上年纪的阿什肯纳茨稀稀拉拉拍了几下手，但是大多数人犹豫不决，显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他们大为吃惊。在那令人难堪的寂静时分，只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孩子，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政治上一直坚定到头发根，他是贝京忠实的信徒，身穿白衬衣，鞋子擦得锃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笑。
这个孩子竭尽全力试图控制住笑声，他真想当场含羞死去，但是他那畸形而歇斯底里的笑声却遏制不住，那笑声哽咽，近乎在流泪，粗嘎中夹杂着刺耳的叫喊，近乎呜咽与窒息。
恐惧和惊愕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来，集中在孩子身上。四面八方的数百只手放在嘴唇上，好像在向他发出嘘的声响，要他不要做声。奇耻大辱！真丢脸！周围要人怒气冲冲谴责恐惧不已的亚历山大爷爷。孩子似乎听到，远在大厅后面传来难以驾驭的大笑，在呼应他的笑声，接着又是一阵。但是那些笑声，即便存在，也是在民族外围的边缘地带，而他自己却夹在第三排当中纵声大笑，那里尽是贝塔老兵和以色列工会的显贵要人，均为大名鼎鼎令人尊敬之人。
现在，说话人注意到他了，停止了演说，他耐心地等待着，脸上挂着宽容、老练的微笑，而亚历山大爷爷满脸通红，震惊无比，内心极度恼怒，仿佛周围的世界已经崩塌。他一把抓住孩子的耳朵，气急败坏地把他提拉起来，当着整个第三排人的面，当着耶路撒冷一大批热爱故乡人们的面，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拽出来，一边使劲儿地拖拉，一边不顾一切地咆哮。（也许爷爷自己当年让令人生畏的奶奶揪着耳朵，拽到纽约的拉比面前就是这副模样，爷爷当时已经和奶奶订了婚，但是在去往美国的船上，他突然爱上了另一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