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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我应该与他见面？〃我说，试探着他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没这么说。要不要见他，这纯属你个人的私事。〃他颇显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领导的意见。约翰·埃特斯是一位大使，不是那种教师之类普通人，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告诉老李。
〃我不能对你的私事发表意见。〃老李说。
〃好吧，既然这样，我还是写信告诉他我不能与他见面。〃我说。
〃我又没说你不准见他。那么我应该见他？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老李说。
我蓦地悟过来了，我这是给老李出了个难题了。我已领会，他是同意我与约翰见面，但又不愿负公然表态的责任。因此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与他见面。〃。
老李笑着说道：〃那完全由你个人决定。你看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那阿姨做的莱，适宜招待一位大使吗？另外，你们门口外那些小棚屋怎么办呢？他在文革前来过你们家，这样一来，他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在不觉中提醒我的几句，倒显得很实在。
〃好吧，那我带他去饭店吃饭。谢谢你对我的提醒。〃我从条凳上起身打算告辞了。
老李也起身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私事。反正，我感谢你听我汇报了这件事。至于约翰来沪的具体日期，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我说毕，就回家给约翰写回信了。
七月底一个炎炎的暑日，我收到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印刷信，通知我去面晤。待我赶到那里，接待室除了我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显得很是焦虑不安，一味在几张长凳间踱步，并不时撞在那些凳角上。看见我进来，他就问我：〃你来这儿是领取护照吗？〃我点点头坐下。他在我跟前站定，紧张地问：〃你想你会被批准呢，还是被退回？我想很快就会知晓了。〃我说。
〃如果被退回了，还可以再申请吗？〃他问我。
〃还是坐下来安静地等着吧，我不知还可不可以再申请，待轮到你时，可以去问问他们。〃我跟他说。
他兀然坐下，双目却紧盯着那紧闭着的房门。门开启了，他猛一下跳了起来。但叫的却是我。显然，他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一点。
我随手关上门在写字桌前坐下，将那封印刷信摊在桌上。
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是的。你去旅游的目的呢？〃他问。
〃我去探望我妹妹，为了亲人团圆。〃我说。
〃你还想游览其他国家吗？是的。一路过去，我想看看加拿大及欧洲的朋友。〃我答道。
〃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吧？到处都有朋友。〃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份我盼望已久的护照说；〃你的申请批准了，给你护照。政府希望你们能早日与亲人团圆。你可以去美国看望你妹妹，也可四处转转看看你的朋友。见到他们时，动员他们来中国看看，跟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新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让台湾台胞也回来看看嘛，他们完全可以来去自由。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就动员在香港的朋友们回来联营合资嘛，动员大家回来看看。〃他说。
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以核实一下有没有差错。
〃你一到美国，就向当地中国领事馆报到注册。〃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住在加州，那边没有中国使馆。〃糟说。
〃那地方没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他似有点不相信。
〃我妹妹住在郊区。〃我说着就走了。
在门口，我与那急撞而入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
下一步，就要去美国领事馆签证了。为了避免大清早候在门口排队，我就给上海渣打银行经理，一位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打了个电话。那个时期，要造访外国居民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不是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是不敢轻易这样做的。
我是经过好几天的深思熟虑，才冒险来到圆明园路渣打银行办事处。在四十年代初，我与丈夫，曾和英国及香港的渣打银行分行有过来往。目前这位继任的经理，对我们应当还是有印象的。文革以前，他们来过我家。因此我到那边，那位年轻的英国经理又惊又喜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香港和英国的银行工作人员，曾听说我已在文化革命中身亡了。并说，我的死讯，已被美国新闻记者斯旦莱·卡诺（staneey karnovr）写入他的著作《毛泽东和中国》（mao and china）一文之中。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韩素音，在她的自传里记载着此事。
我请他立即转告香港分行，我仍活着，而且健康无恙。然后，我请他在美领馆托个熟人，为我特约个时间办一下签证。他说，美领事馆的几个职员，都与他同住一幢专供外国侨民居住的公寓里。他会把我的情况转告他们的。
两天后，我去美领事馆取得了签证。
11月初，约翰·埃特斯爵士抵达上海了。我告诉他，我确定在秋天离开中国。我俩坐在宾馆宽敞休息室内两张安乐椅上谈着话。在房间一端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服务员，他可以对我们的举止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是听不清我们的谈话内容的。但我没提及自己的囚禁和女儿的死，我只是跟他谈了一下有关我的平反及曼萍的追悼会之事。我也告诉他，我的文物瓷器已被归还了，并已将其中十五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他问是否可上我家看看留存下来的珍品。因为他在一个中午将有一次官方的宴请，我请他在同一天去东风饭店晚餐。东风饭店是过去的上海夜总会，典型英国式的格局，曾享有〃东方最长的酒吧〃之称。我说：〃我看看，可否在餐后安排一下请你来我家。我想看看，你最近几年是怎样过的。〃约翰说。
当我告诉老李，约翰先生已抵达上海，并已与他会晤过后，老李就问我：〃你有无把你自己及女儿的遭遇告诉他？他对文化革命已十分了解。他自己就驻在北京，当然对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会觉得奇怪了。〃我跟他说。
〃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老李说。
〃我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包括党员。我想他对中国实在很了解。他对中国友好吗？噢，非常友好。否则，他怎么会被邀请来华呢？〃老李显然松了口气。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将约翰先生作为朋友接待，这是很不一般的。我今晚请他在东风饭店赴宴，同时还请了渣打银行经理，还有两个中国朋友。可以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为了尊重他，是必须再请几位陪客，他是位大使。〃老李说。
〃他想在晚餐后，到我家里来看看瓷器。我该怎么答复他？〃可怜的老李着实吓了一跳。〃哦……〃他紧皱双眉，抚着自己下巴似在寻思什么。我知道他想到那些小棚屋了。
〃要知道，约翰先生在北京南京都呆过，那些比我们门外的小棚屋更糟糕的地方，他都见识过了。〃我提醒他。
〃对，你说得很对。反正，你不能拒绝朋友到你家的要求。晚餐后，就带他来吧。你们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老李问我。
〃大约九点左右吧，可能还要晚一点。〃我说。
那晚，当我与约翰及渣打银行经理，坐了出租汽车来到我家时，我发现整条弄堂都杳无人影。小棚屋外，也不见晒有衣物之类，连收音机声都消寂了，堆在在我家门口的杂物，也都搬走了。弄堂里洗刷得千千净净。约翰在凉台上伫立一会，往花园四处张望一下，直夸我的住处很安静。他说：〃你过得比我想象得要好多了。〃我没跟他说，可能老李已命令棚屋里的居民，要静静地呆在家里。
我将约翰的来访如此这般写出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老李表现得很有意思。我是在他管辖地段之下，他本不需要费这番心思的。因为本应当是我按他指示办事的。几乎大多数干部都是只会指手划脚的。当然，老李是个颇通人情的户籍警，因为他本质上是很善良的。
在我一一取得过境国的各国领事馆签证之后，我要求上海旅行社为我在杭州附近的莫干山租一幢房子，我想在山上作为期两周的隐居。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中国人，都持有浓厚的乡恋，不论我们走得多远，离开多久，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吧。不过，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我宁可客死他乡，死在任何愿意接纳我的国家。现在，我马上要离开了，我觉得内心十分惨然。在我掀开生命史中崭薪一页之前，我要通过祈祷和自省，来调整内心各种矛盾凌乱的思绪。
由莫干山回上海后，妇联的学习小组特地为我召开了欢送会。我们的组长在小组中宣布了我将赴美探亲的消息，随后我也作了个简短的发言，对妇联能给予我在这里参加学习的机会表示感谢。我赞扬了她们的才智、她们的爱国心及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还表示她们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令我受益非浅。其他几位学员也相继发了言，她们要我转告海外亲友有关中国的新变化，并动员他们回来观光。何同志告诉大家，我已定好了新开航的沪港航线的船票，并邀了几位小组成员届时与她一起为我送行。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日，我告别了上海。因为没有政府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一般送客是不准进入码头，因此只有何同志和五位小组成员，以妇联的代表身份来送行。她们开着一辆新近由日本进口的小面包车，将我一直送到码头上。这里对旅客出境所持的行李及外币，控制得很严格。因此我只携带一只手提箱和一只拎包。手袋里只有从中国银行外汇部兑换来的约值二十美金的港币，我在银行的存款和其他物品只能留下了。待我们抵达码头，天开始飘起蒙蒙细雨了。这时，即使何同志持有官方的证明，但那几位学员仍未能被准进入候船室。，我只得在一片凄迷的雨幕中，与她们一一告别。她们祝我旅途愉快，早日与妹妹团聚。谁也没提及我的回来。想来她们也估计到，我是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这里留给我太悲惨的回忆。
好久，海关的办公室才开门。旅客都涌了进去。我的皮箱皮包经过海关人员的仔细检查。他们也察看了我的手提包，查核了港币的金额。完了后，我随着人流上了一辆小型巴士，把我们送上停泊在相当距离之外的轮船边。
雨越下越大，夹着闪电，瓢泼而下。我既无雨衣，也没带伞，只得顶着大雨，手持行李，踩着给雨水冲得滑溜溜的舷梯，趔趄地上了船。这是中国政府买来的英制轮船，经改装后行驶于沪港之间。我住的是特等舱，里面设有淋浴室。我换下淋湿了的衣服，冲了个淋浴，再回到甲板上向上海作最后的一瞥。
起锚了，为了转向，船缓缓往上游开去。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着的亚细亚大楼乃至我办公室的窗口。往事已成为梦幻中的浮云。船速加快了，直向吴淞口驶去。待它到达吴淞口时，已雨过天晴了。
回顾以往，我曾有好几次乘船出国的记忆。每次都像现在这样，伫立在甲板上远远眺望着，任凭海风不住舞乱着我的头发，怔怔地望着故地的海岸，渐渐在眼帘中消失。但哪一次，都没现在这般令我断肠。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了答应丈夫的要求，是我亲手把曼萍从香港带回上海。她的惨死，我相信是命中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