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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位河北农村青年女性主要是从维护社会秩序角度主张扫黄的：
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家歌厅，有小姐，穿得特别裸露，都是外地人，南方人。县城里有很多，他们都和警察勾着呢。她们是被穷逼的无路可走了才干这事。抓她们，她们就得干别的。她们也可以干别的，可是干这个轻省，来钱快。应该把她们抓到妇教所去，如果不管她们，就会越来越厉害，应该给她们点教训。
一位城市青年女性是从女性身体客体化的角度反对卖淫的：
在外国是有组织的，有体检，像一种职业。中国不行，不能说是合法职业，对女性身体有伤害。我认为这事反正不好，但是也不知道应否禁掉。它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将女性客体化了。
有些人是对禁娼只抓妓女、不抓嫖客的现象不满，例如一位中年女性说：
你抓女的，为什么不抓男的呢？男的不就是因为有钱才干这事吗？光处置女的不合适，应当重罚男的。男的不是有钱吗？中国不能公开有妓院，有了中国就完了。因为卖淫合法了，干这个的人就更多了。
为性工作辩护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性工作非法化的实际后果对女性不利。目前的局面是，从买方到卖方都想继续做，政府的禁娼政策并不能真正扫清卖淫，政府政策的效果只是使性工作更困难一些，使违法者从娼妓身上剥削得更多。这就是废娼政策的实际后果。反对性工作的人忽视了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包括压迫、暴力和受害者化。
第二，在批判卖淫和批判妓女之间的矛盾。妓女和同性恋的人权难得保证，杀害他们受到的惩罚较轻或者比较不容易受到惩罚。妓女是父权制社会中所有妇女群体中最孤立、最污名化的一群，她们不但被整个社会贬低诅咒，还被警察、嫖客、皮条客甚至女性主义者贬低诅咒。
第三，从功能论角度分析卖淫：它为广大男性军人、变态者和长相丑的人服务。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群体，就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2004年，北京的统计资料显示，强奸案中有57％是外地农民工所为，虽然可以归咎于这个群体道德水平较低，但是也反映出他们的生理需求被压抑的程度。这就从功能上解释了对性工作的需求。没有这种需求的人往往会忽视有这种需求的人和他们的需求。
第四，权力无权干涉女性的个人行为。大多数国家规范公民的性行为是通过规范女性的行为，有些强调婚前贞节，有些强调婚后忠诚，还有些使卖淫刑事犯罪化，侵犯了成年女性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第五，对性工作者的性别歧视。虽然男妓一般占卖淫业的十分之一，但是一说卖淫总是批评女性。男性从卖淫业获利，但却制定使之非法的法律。也许这一法律的制定与获利是相辅相成的。
有一位女性主义妓女写了一篇论述自己经验的文章，文中写道：“我是个妓女——每一个女人的职业。”她说，作为妓女要面临抢劫、暴力、强奸甚至谋杀，为什么她干了12年呢？第一，以性换钱使妓女有了一种控制权，这种感觉不仅是指控制这一交易行为本身，而且是指控制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通过与男性的讨价还价，商定的价格是双方认为最合适的，妓女并没有贱卖自己。他对她没有其他感觉，只是性宣泄而已，因此妓女用不着发誓忠实于任何人。第二，认为妓女出卖了身体是错误的，他并没有把她带回家，把她转卖掉，或者把她扔进垃圾堆。妓女在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全都掌握着自己的身体的所有权。她最多不过是出租了身体，而不是出卖。她们是以协商好的价格提供性服务。相比之下，与男性谈恋爱的女性比卖淫更容易被强迫，被强奸，还没有报酬。妓女要了报酬，所以不是强奸。强奸不是性，是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第三，男性权力控制每个女人，以致她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和她一样是妓女。在银行和在饭店工作的女性都和她一样是妓女。她出租身体作性服务，其他女人出租她们点钱和打扫房间的能力，办公室里的女人要用外貌取悦男人，还要被性骚扰。她现在已经不再做妓女了，她说：我现在不做妓女，在公司做职员，有一个公寓房，正在上学，有三只猫。我仍认为我是妓女，因为我是妓女。（Minas； 364…366）
美国妓女权利团体COYOTE的重要成员蕾芙（Caral Leigh）在1979年的妓女权利运动中创造了“性工作”（sex work）一词，为英语注入了一个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新名词，也宣告了性产业内女性主体得到能动力的可能性。（何春蕤，2003…2，1）
在台湾，1997年诞生了第一个本土的妓权运动和组织。他们提出“性工作是女性的权利”这一观念。台北128名半文盲的中年公娼于1997年9月开始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走上街头，抗议市政府片面取消她们的营业执照。台北公娼自救会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创造了妓权运动，引入“性工作”的自我命名，持续用各种灵巧的策略来对市府施压，终究赢得两年缓冲，也间接促成了废娼市长陈水扁的连任失利。14国妓权运动代表曾麇集台北，参加公娼自救会举办的“性产业政策与性工作权益国际论坛”，抗议台北市政府践踏公娼的工作权，一起打造性产业合法化与除罪化的可能性。（何春蕤，2003…2，49）
台湾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何春蕤认为，女性与性工作并不必然对立：许多性工作者发展出自主的力量和能动性，甚至能创造出某些形式的“专业操演”与论述建构，以重新描绘女人与身体情欲之间的可能关系，改写女人的情欲宿命，甚至重新打造有关性工作的文化想象。（何春蕤，2003…2，2）所谓“专业操演”就是性工作者努力将工作和快乐区分开来。性工作者往往以用不用安全套来区分性工作与性关系。性工作时用安全套；与真正的性伴侣进行性活动时不用安全套。何春蕤认为，“婊子无情”的辱骂是抹黑扭曲性工作者的论述，它不但想要否认性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更强制要求性工作的性成为工作者生命中全面主导——而非片面操作——的力量。而性工作者坚持“婊子无情”的工作态度，则是维护自己的专业身份不被污名抹杀，以积极拒绝“性”成为个人（女人）生命的价值指标。（何春蕤，2003…2，11…124）
反对禁娼的观点在本次调查中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这一调查结果出乎我的预料。
一位农村中年男性讲了自己对于卖淫的观点，他主要从性工作的社会功能和国家增加税收收入的角度来评价的。他说：
我认为这个行业应当让它存在。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社会应当从道德、健康方面给它定个位。国家可以收税。既然禁止不了，为什么不让它正当发展下去呢？我自己从不接触这个行当，但我对它没有偏见。国家扫黄我认为没必要，因为现实社会当中有这个需求。应当让它成为一个正当的行当。有的妇女不想通过别的方式谋生，有的男人想用这种方式消费他的一部分财富，政府不必管。男人如果想从事这个职业，想做男妓，也可以让他做，国家不用去管。可以高收税，作为国家的一个收入。这个行业越公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小。人是有尊严的，要面子的。你越压他，他越逆反。你别压制他，让他可以随便做，大部分人还是会把它当成一个低档行业。总之，公开比不公开好。
一位城市青年男性是从解决贫困人口生活来源的角度和减少性犯罪的角度反对禁娼的。他说：
应当允许这个行业的人选择，咱们国家太困难，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生活问题。我认为色情行业应当合法化。一方面解决经济问题，使从很穷的地方来的人可以养活自己，补贴家用；另一方面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使强奸变态的人少一点。
一位城市中年女性则是从女性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角度和道德选择比较方面为性工作辩护的。她说：
我从不歧视卖淫的人。我觉得他们比小偷好，至少他们不是不劳而获。我心里觉得卖淫是一种职业。有的人通过手组装零件挣钱，有的人靠身体一部分器官来获得利润求生存呗。用手劳动就很光荣，用另外的器官劳动就被批判，被人瞧不起。我想不明白。不管做什么，鸡也好，鸭也好，只要道德不坏——我指的是为人坏，不正直，利用别人，人性坏——虽然出卖肉体，但是只要他是善良的，能同情别人，他的道德就是好的。如果说出卖身体换取金钱就是道德不好，没有理由能说服我。他能提供服务，就是因为有人需要，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一个鸡或者鸭明知自己有性病、艾滋病还卖淫，那就是道德不好。有的人能通过其他技能谋生，可是也有的人长得好，身材好，又不想付出艰苦的劳动，想吃得好，穿得好，又不愿费劲，那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有的人宁肯饿死也不愿卖淫，这也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如果一个穷人宁可把孩子饿死也不卖淫，她的道德就高尚吗？我觉得她应当用自己的身体换回饭来让孩子活下去。只要是他觉得没有受欺负，这样做对得起自己，不吃亏，不受侮辱，自己感觉挺好的，别人就不该批判他。卖淫不是什么不道德。有些人认为卖淫不道德，是因为自己不敢干，嫉妒人家，没那个胆量去卖淫。他们看到别人不像自己朝九晚五那么辛苦就能挣来钱，不是没有嫉妒心理。
一位中年男性这样谈到女人做这一行是不是吃亏的问题：
如果我老婆被人挑逗，我就觉得她吃了亏。如果妓女出卖身体换来金钱，她自己就不会感到自己吃亏。无论是鸡为男人服务，还是鸭为富婆服务，为同性恋服务，只要他提供服务换回钱，就与吃亏不能相提并论。
有人将性工作者按工作动机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主动的，为了挣钱；另一种是出于被动的，为生活所迫。认为对这两类人应当有不同的道德评价。一位中年女性说：
作为女人，我感觉有些人是拿这个挣钱，另外有些人是被家庭条件差逼迫的不得不做的。她没有别的生活来路，那是没办法。要是因为堕落，道德就不好了。只要你有生活来路就不该干这个。
有人的对策观点是建立在对国外卖淫政策的以讹传讹的基础上的，据我所知，对国外的这种误解可能相当普遍。一位城市中年女性说：
我觉得在中国卖淫就算罪，在外国就不算罪。所以现在开放了，卖淫就不应当算罪，应当办窑子。
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易性者的观点比较复杂，他说：
如果让我去卖淫，我觉得受欺负。我不喜欢利用自己的身体去换钱。我看到我喜欢的人，就会跟他上床，那感觉与卖淫的感觉不同。可是对于那些不觉得受欺负的人，我认为就没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想法与男女无关。我从来不愿让人摸我。碰我一下我都受不了——老子是买方不是卖方。但是我并不歧视卖方。
有一位老年男性是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虽然同100多位女性有过婚外的性关系，但是从来不碰性工作者，他这样说：
我有这么多的朋友、情人，但从没找过小姐。我不搞一夜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