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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掘，又在开掘中沦入更大的绝望。他们实际上是在开掘自己的坟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倒毙于斯，鲜血在土地上凝结为苔斑，尸体则长眠在河堤下，催生着新栽的杨柳。但运河在一点一点地向前延伸。这就是历史。
那个叫枯河头的地方，后来我也去过。当年踵事增华的汴河已经湮没无痕，只有一处马鞍形的高坡地，生长着庄稼和野草。阳光下寂寞着几棵老树的影子。远处有一个老农在用铁锹挖土。铁锹大体上还是千百年前的那种，历史在它身上并没有体现出质的变化，只有形制的改进。老农挖土的动作和当年的河夫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神情显得很悠闲，气色也很饱满。此刻，他大抵不会想到那个关于“哭孩头”的传说，也不会想到一千四百年前在这里挖土的人。那与他有什么关系呢？所谓发思古之幽情，只是文人的自作多情罢了。当草根缠在锹刃上时，他会用瓦片刮一刮，或者在田埂上使劲剁几下，仍然接下去挖。他弯腰挖土的形象很具有经典意味，还记得，我小学历史书上大禹治水的插图，就是这副模样，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农民的标准形象，它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也和苦难、沉默、坚韧结合在一起。他们至少已经挖了几千个年头；他们还要挖多少年呢？但挖过的土地上从来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甚至连他们的坟冢也不可能留存很久。但有些人的坟冢却可以千秋万代地去招徕，那是因为他们高贵的身份。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虞姬墓，墓的主人是楚霸王项羽的小老婆。“霸王别姬”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的悲剧故事，自然很富于情调的，加之这里历史上靠近运河，唐宋以来是京师通往东南地区的必经要道，过往的文人墨客都喜欢在这里拢一拢，发几句感慨，把一座荒冢渲染得贞节牌坊似的。诸如“贞心甘向秋霜剑”、“不负君恩是楚腰”之类，无一不是爱情的颂歌。我想，我们历来对“霸王别姬”的评价是不是有失偏颇呢？至少是过分美丽，也过分理想化了，都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吟咏爱情，有谁曾稍微探测过虞姬的内心世界，发出几声生命的叹息？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可怜的虞美人最后实际上是被项羽逼死的。在穷途末路的项羽看来，自己完蛋了，其他什么东西——霸权、疆土、财富、坐骑，甚至包括自己的脑袋——都可以成为对方的战利品，唯独老婆不能。于是他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催逼：“虞兮虞兮奈若何？”言下之意很明显：我死了你怎么办？难道去给刘邦那老流氓做小老婆？在这样的情况下，虞姬除去死，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可见什么忠贞爱情之类全是扯淡。楚帐悲歌，芳魂零落，那实际上是一种男性的专制使然，它很容易让人们想到某些赌徒的德性：输光了便打老婆煞气，那是专制者最后的疯狂。
在这里，我不经意地又触及了中国社会中一根最为敏感的神经：专制。我们曾以最激愤的情绪抨击专制，但有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专制体制确也可以办成一些大事。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民主体制优越，至少专制者自诩是这样的。当民主体制在那里夸夸其谈地议而不决时，专制体制已经凭借朕即国家的无上权威和独断独行的铁血手腕，不惜以百万生灵的血肉之躯为代价把事情干完了。回过头来看看，事情确也干得不错，万众一心，多快好省。只不过黎民百姓苦了点，多死了几个人而已。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伟大的事业造就伟大的人物，而伟大的事业往往总是蔑视个体生命和个体幸福的。
例如眼下的这条大运河。
这条以无数冤魂垫底的浩大工程曾被多少人诅咒过啊！但平心而论，你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惨无人道的工程，也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好大喜功的工程，甚至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澎湃着黎民之怨和苍生之血的工程，却绝对不能说它是一项愚蠢的工程，因为它恰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大智慧。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杨广那个时代已经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不光是欲望的眼波、嘹亮的胸脯和喷薄跃动的荷尔蒙，青春的体魄需要更为强健的血脉，一条南北大运河的出现无疑是历史的必然。在此之前，历朝历代已经为它做了足够的铺垫，春秋战国时期开挖的邗沟和鸿沟就不去说了；汉代开挖的蒗荡渠和汴渠也不去说了；即使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大分裂时期，各方诸侯在忙于整武修文的同时，也从来不曾停止过地方运河网的建设。它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一个大一统的强大王朝，一个富于眼界和气魄的强有力的帝王把他们勾连起来，成为纵贯南北各大水系的大动脉。北魏孝文帝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当年他迁都洛阳后就曾雄心勃勃地表示：
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
可见，“移都伊洛”和“通运四方”的战略构想早在杨广一百多年前即已产生，只不过孝文帝元宏当时还不具备开凿大运河的条件——特别是南北统一这个大前提——便只能把这桩盖世功业留给杨广了，但他确实为大运河呼唤过。我们当然有理由这样说，如果杨广不开凿大运河，迟早也会有人去干的。蓬门今始为君开，千呼万唤始出来，大运河的诞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渴望。这种渴望又是理性的、睿智的、步步为营的，不是浪漫多情的少女，一任情怀地胡思乱想。因此，它不仅体现了需要，而且体现了可能。如果没有大业初年强盛的国力，大运河的开凿也只能是痴人说梦。隋帝国经过杨坚二十多年的治理，据说各级府库中的粮食和布匹都堆不下了，所以后人感慨道：西汉至武帝而盛，经过了四代帝王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是农业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单一的农业经济，又不讲究交换，短时间的全国动员，确实可以解决温饱走向小康的。那是一个注定了要干出点大事业来的年代，隋朝的大一统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战乱，加之文帝一朝的励精图治，广袤的大地上仓廪丰足，科技的天空中则是星光灿烂，仅就与开凿大运河有关的领域，随便说说的就有：在数学方面，祖冲之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把圆周率的有效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第七位，这种精确在当时几近神话，在此后的差不多一千年中也一直无人超越。在地理学方面，近者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远者有西晋裴秀的《制图六体》和《禹贡地域图》，华夏大地上的山河广土尽在方寸之内，既可置之案头也可收入囊中的。在工程技术方面，我们当然不会忽视这样的事实，就在开凿大运河的同一年，河北有一个叫李春的工匠设计建造了著名的赵州桥，这座石桥后来成为中国和世界桥梁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杰作。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中国科技史上有名有姓的星座，此外还有更多无名氏的创造，历史虽然剥夺了他们本应拥有的冠名权，但他们生命的智慧也同样融进了人类文明的讲程。且看数千里长河上，沿途的那些复闸、堰埭、对旧有河道的利用、流水落差的缓解等等，无不匠心独运，体现了当时的最高智慧。杨广真是幸运，他遭遇了那个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时代，老爸又给了他那么一份足够开销和挥霍的家业，他当然不会让历史的机缘擦肩而过的。
大运河的开凿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渴望与杨广个人风格的统一：它既是宏大的，又是美丽的；既是实用的，又是富于诗意的；既是一蹴而就的，又是万代不朽的。金秋时节，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部竣工，河、堤、树、道，一气呵成。杨广登上了新造的龙舟，翠华摇摇地巡幸江都。
时在大业元年八月十五日，距开工仅一百七十一天。
这几乎是一年中最适宜出游的季节，虽然没有杏花春雨，但初秋的阳光同样是明媚的，而且那明媚中有一种内在的恬静与热烈，是自在坦荡的消受，不像春天那种肤浅的大红大绿，让人心烦意乱的。时令才是八月，天地间的景况还未见萧索，天高云淡，好风好水，两岸的杨柳依依可人，花花草草也是很风情的。南下的船队从洛水入通济河，其中包括官船二千八百四十五艘，兵船二千四百艘，外加纤夫八万人，这八万名纤夫中，有“殿脚”九百人，专门牵挽皇帝的龙舟。你只要仔细体味一下“殿脚”这个词，就可以想见那龙舟该有多么高大崇宏。一艘龙舟就是一座宫殿，而纤夫则是这宫殿赖以行走的“脚”。这实在是个很独特的称谓，它是和巨大的龙舟，奢侈的排场，还有那种顾盼自雄、不可一世的心态联系在一起的。大概因为杨广在这几方面都已经登峰造极，“殿脚”也因此成了个昙花一现的词，以前没有这说法，以后也不曾再出现过，是空前绝后，非杨广莫属的；也是那个时代遗落在历史烟尘中的一点花絮。如此庞大的一支船队首尾相连，绵延二百余里，一路上旌旗蔽日，浩荡如云，这样的排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想，即使后人的记载有夸张的成分，但打一个折扣也仍然相当可观。而且以杨广那种好大喜功的性格，这样铺张招摇的事情他是完全干得出的。
这艘由数百名“殿脚”牵挽的巨型豪华龙舟，就这样行驶在大运河上，它成为大业年间一幕奇特的景观，后人在回望这一段历史时，恐怕很难忽视它的身影。龙舟乘风破浪，把杨广带向了事业的顶峰；也在最后的风雨飘摇中，成了他逃避现实的向往。从实体意义上讲，龙舟是一座流动的宫殿。杨广是天性不安分的“动物”，在他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曾八次巡游，在京师长安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一年。这样，龙舟便为他在巡游中提供了皇宫里的一切享受（后来在北巡时，他又制造一种可在陆地上移动的宫殿，谓之“行城”，实际上是龙舟的变种）。对于有些人来说，享受已不仅仅是享受，而是一种身份的标记，例如，你不能说一个农民有几天没有吃棒子粥或窝窝头就不是农民，但皇帝如果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六宫粉黛，没有翠华摇摇和山呼朝拜，恐怕就不是皇帝了。而龙舟恰恰为杨广提供了一座帝王生活的活动平台，让他走到哪里就享受到哪里。在这一点上，杨广只是一具沉湎于感官刺激的行尸走肉而已。从精神意义上讲，龙舟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归属，杨广总是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李商隐的诗句何等通透，他是理解杨广的，因为他们都是诗人。但“天涯”在哪里？它只是视觉中的一道地平线，你越是朝它走去它就离你越远。因此，所谓“锦帆天涯”之旅是带着梦游成分的。在这一点上，杨广又是一个浪漫骑士和寻梦者。龙舟的实体意义和精神意义就这样“搞掂”了杨广，对于他来说，龙舟既是开场白，也是谢幕，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能走出龙舟。我们甚至只要细辨一下龙舟上朱漆剥落的程度和锦帆的成色，就大致可以知道王朝的盛衰和当事人的心态。
南巡的船队从洛阳出发，一路经荥州、开封，到了睢阳又折向东南，过永城、灵璧、泗州入淮河。这一段是通济河。后人认为通济河流经泗水，根据是《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记载：“入于泗达于淮。”这是搞错了。实际上，这里的“泗”系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