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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愤怒使我的视线一时间都模糊了。
那军官跨步上前，看了一下她被严重残害的身体。然后他转向那肇事的日本兵，劈头盖脸一通耳光，一边打一边还大喊着什么。络腮胡子日本兵站得笔直，满脸是汗也不敢用手去擦，手上还在往地上滴着血水。接着，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他怀着歉意低声咕哝着什么，侧身走开，去抓起他靠在墙上的步枪，慢慢向门口走去。不等他出门，随行的一个低级军官叫住他，把他的刺刀递给他。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用一条破毯子把受害的女子盖了起来。
这就完了？我不解。他们就让他这么走了？
“你们为什么放他走了？”明妮质问他们。
翻译也是个军官，对她说：“我们长官已经训斥了他。你看，他也惩罚他了。”
“就没有别的惩罚了？”她说，“你怎么连他的名字都不记下来？”
“当然会有多多的惩戒。”
“可你们怎么找到那人呢？”
“我们认识他。像他那样长络腮胡子的人不多。他外号叫‘产科大夫’。”翻译色迷迷地对我们咧嘴一笑，露出了他的龅牙。我克制住啐他一脸的冲动，移开目光，藏起我的眼泪和厌恶。被残害的女子再次呻吟起来，两手抱住肚子。明妮要另外三个妇女送她去医务室。然后她愤怒地对少校说：“我要向你们大使馆去提抗议。”我们都知道，他们放掉了那个罪犯。
那少校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的脸色发黑，有点儿歪斜。他朝手下挥挥手，他们跟着他走出了房间。
那天晚上，日本大使馆派来了二十五名宪兵。他们的头目把田中副领事的信交给明妮，信上说，金陵学院必须好好招待这些宪兵，彻夜给他们提供炭火、热茶和点心。明妮叹了口气。我们上哪里去弄那些东西啊？另外，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宪兵，四个就足够让那些强盗日本兵不敢再来了。这些宪兵看上去有几个很粗鲁，会把女人和孩子们吓着的，我们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宪兵。也许他们不过是一般部队里被派到大使馆当保安的一群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把他们接受下来。
目前，校园里已经住进了八千多难民，看样子还会有更多的人要来的。
十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早，娄小姐向我们报告，日本大使馆派来的宪兵昨天夜里在练习馆强暴了两个女孩。他们五个人把两个女孩拖出楼去，在砖头圈起来的椭圆形花坛旁，把她们强奸了。我们震惊又愤怒，可是我们陷入了两难之地，找不到万全之策：为了阻止那些当兵的，我们需要宪兵的守卫，处理这个问题就很棘手。不管怎么说，明妮还是要去向田中提抗议的。到目前为止，光是我们这个难民营就已经有七十多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暴，明妮已经把这些案件向日本大使馆和安全区委员会都提交了一份报告。
上午十点左右，明妮和大刘再次去了美国大使馆，请求出车，到日本大使馆去提交抗议。可是他们在日本大使馆没有见到田中，就求总领事冈崎转告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宪兵，六个就足够了。冈崎也是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尽管他此刻正要赶火车到上海去——他从去年秋天起就居住在上海了——他还是答应明妮会把口信和抗议书都转交给副领事。
这一次，卡迪拉克没有再送明妮和大刘回我们学校，因为司机害怕日本人会把汽车抢走。任何中国人开的车，只要里边没坐外国人，都可能会被没收。所以明妮和大刘是从美国大使馆走回来的，那里离金陵学院大概有二里路。
明妮和大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大门外边给一位妇女包扎脖子，她被两个日本兵扎了七刀，但是还有一口气。我在马车上插了一面红十字旗，她躺在马车上，被送到南京大学的医院去了。明妮告诉我，他们在城里看到更多的建筑物被毁，美国大使馆王厨师的父亲被一伙日本兵杀害了，就是为了抢夺老人收藏的古钱币。明妮说：“谁能想象这等暴行啊！我都不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哪家没被抢过？”
“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算账的。”大刘咬牙切齿地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满腔怒火。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明妮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趟安全区委员会去见见约翰·拉贝，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本顺的消息，还有五天前被带走的那六个女孩子的下落。我们就去了宁海路五号，那里离我们不远，是一栋庙宇般的建筑，宽大的窗户，琉璃瓦的房顶，曾经是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官邸，现在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
我们看见拉贝正坐在桌前流泪，两手抱着全秃的脑袋。他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喜欢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忧心如焚过。
“出了什么事，约翰？”明妮问道，坐了下来。
“唉，该死的日本鬼子，他们杀了我的工人。他们骗我，说付给他们好工钱，所以我去找了五十四个人给他们。”
“他们杀了多少？”
“四十三个。”
我们都很震惊，知道拉贝同意帮助日本人恢复南京市里的电力供应，而且已经为他们招募来了电工和工程师。那些人日夜加班，修理机器，让设备重新开始运转。一旦电力恢复，日本人就把他们捆起来，拖到江边枪杀了，说他们曾经为中国政府工作过。
“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熟手来维修电力供应设备吗？”明妮问拉贝。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向我的工人们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很好的工钱。现在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人家会认为我为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好处，把他们出卖了。该死的日本佬，他们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杀得住不了手了。”
拉贝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本顺和那六个女孩子的消息。在他办公桌上，打字机旁边放着一面纳粹的万字旗，打字机上有一封尚未写完的信。不论何时出去面对日本兵，拉贝都会带上这面旗子，有时候他会冲着正在犯罪的日本兵挥旗。他会叫着“德国人”或是“希特勒”，可是就连这样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南京陷落前，拉贝曾经给他的元首发过电报，恳求他为中国人出面干预。他甚至对美国人夸下海口，说“只要希特勒一句话，日本人就会老实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最高元首还是没回应。
“我最担心的是，”拉贝对我们说，“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明妮表示同意。
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也是因为日本兵从来不单独一人强奸妇女，总是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掩护。抢劫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地干。
返回金陵学院的路上，大刘对明妮说，“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全因为没人能够阻止他们。”他的眼睛里再一次燃起火来，他已经变得疯狂。
我知道，他的女儿美燕一定是受到了伤害，可是当着明妮我什么也没说。她依然相信我们的祷告使奇迹发生了——六个女孩平安回来，没有受到伤害。
那天晚上，那二十五名宪兵又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不知道总领事是不是把我们的口信转告给田中了。明妮同霍莉和我交换了意见，我们都觉得，让宪兵住进学校来还是明智的，有他们在这儿，至少可以使日本兵不能随意闯进来。明妮努力说服了那些宪兵，就守在校园外边。从今天起，马路对面对着校门的一间房子里，会为他们生一个大炉子，那里还备好了茶、葵花子，还有学校伙房给做的豆沙馅饼。这些东西似乎让宪兵们高兴了一些，也许他们就不会再溜进校园来糟蹋妇女了。明妮相信田中一定训斥过他们。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校园里已经接收了一万名难民。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数了，再也无法对人流保持记录，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不止一万。单是艺术楼里，就住进了一千多人。茹莲说顶楼上住了大约三百人，明妮感到有些担心，但她没坚持要统计人数，因为有的人并不通知我们就离开。
每当下雨或下雪天，所有难民都挤进室内，很多人夜里没有地方躺下，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廊里。白天，很多人就在室外闲逛，只要在那儿有一小块地方落脚就知足了。明妮曾经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可现在她只剩下了一间房，其他两间都腾出来给带小孩子的妈妈们了。她告诉我说，有时候半夜里她会被婴儿的哭声吵醒，觉得很烦，可是我看到她每次早上起来，总是愉快地和那些妈妈们打招呼。
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让这么多难民都能吃上饭。可大米从来都是不够的。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得了双份，另外有的人一整天都没饭吃。粥场开门时，大群的妇女蜂拥而来，很多人懒得排好队，对别人连推带挤。一连几天，霍莉、娄小姐、我，还有另外几个年轻职工，为了让难民们在吃饭时间排好队伍而费了不少劲儿。几天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分派了很多年轻难民，负责看管大家在粥场外边站好队。
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我们分发了食品券，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难民都是免费吃饭。可还是有些人没力气排到粥桶边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便在她们的袖子上缝上红标签，下午饭开饭的时候，她们就可以走到队伍前头——用这样的办法，她们至少能一天里吃上一顿饭。
十二
让所有人惊喜的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大早，那个送信的孩子本顺回来了。我把他送回他在东院的住处，我和明妮都想知道这些天他出了什么事。可是，本顺待在房间里，坐在那张和其他三个同屋共用的桌子边，一句话也不说。他瘦了好多，看上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目光涣散，鼻子阻塞，裹在一件破旧的大衣里，腰上系着根草绳，他更像是个稻草人，时不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给我点儿干的吃！”他再次恳求，“我还饿。”
我们只给了他一点儿粥喝，怕伤了他的胃。我说：“你必须吃一天的流食，然后才能吃干的。”
虽然他很确定地认出了我，可他好像认不出其他一些人了，只是用一双茫然的大眼睛看着大家。明妮摸了摸他汗津津的前额。“他一定在发高烧。”她说。
“他肯定遭了不少罪。”我也说。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暂时不要给他分派任何工作。”明妮嘱咐我，然后转身对本顺说，“你现在回到家了。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好不好？”
那孩子咧嘴一笑，什么也没说，然而在明妮和我离开的时候，他抬起手挥了挥。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回到办公室，计划圣诞节怎么过。我们一边说着，明妮一边把两人的想法记在便笺纸上，这时，一个中佐带领着一伙日本军人来了。明妮让他们进了办公室，叫仆人倒了茶。临时雇来的送信员，一个瘦骨伶仃的十几岁男孩，向我报告说，大门外边至少有一百多日本兵。我悄声告诉明妮：“校园里现在有很多他们的人。”
他们今天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我把那个送信的孩子拉到一边，叫他跑步去中心楼和各宿舍楼，把日本兵到来的消息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确保年轻妇女和女孩们都尽量少露面、少喧哗。那孩子立刻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