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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精神是体现在人类中间的。”我真心实意地说。
霍莉咯咯直笑，一巴掌拍在明妮的肩膀上，说：“大慈大悲的女菩萨，多妙的一个称呼啊。要是她们这么称呼我，我是不会介意的，我会使出浑身能耐来，不辜负这个称呼。”
明妮伸手在霍莉耳朵上拧了一把。“哎哟！”霍莉大叫一声。
“我最不愿意看到她们把神混同于人，”明妮说，“我在做传教的事儿，被称为菩萨是不对的。”
上个星期，娄小姐告诉我们，附近一个八十七岁的瞎眼老妇，夜里像坐在莲花座上那样盘起腿来，对着明妮的相片祈祷，祝愿这位美国院长长命百岁，好能够帮助和保佑穷苦妇女和姑娘。很多中国人无法把神和人截然割裂开。确实，对她们来说，任何人都可能越变越好，最终成为神。
二十三
三十四个男人和少年从模范监狱里被释放的消息，刊登在“自治政府”办的两家报纸上，报道的意图是向国人显示，这个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是不遗余力的。大多数重新团聚的家庭，都要返回乡下他们的老家去了。我们想过为他们开个茶会，可是面对家里男人还没有下落的那六百多妇女们忧心忡忡的面孔，让我们只好作罢了。
第二天早上，素芬带着儿子来道别。那孩子瘦得皮包骨，个子矮得不像有十五岁，一张少年的面孔上气色蜡黄，还有几处结了疤的伤，前额上的皱纹拧成一个结。他只是重复了母亲叫他说的话：“谢谢您救了我，魏特林院长。”他似乎惊魂未定，自己说不出个整句子。他目光黯淡，但不停地眨眼，好像是看不清楚。他周围的人又是说又是笑的，他的脸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反应。他上身穿了一件无领短袖白汗衫，上面破了几个洞，下边是一条老长的泥彩短裤，露出来的小腿细得像扫帚把。看到他那双破帆布球鞋都露出了脚指头，明妮立刻给了他一双新布鞋，看上去很合他的脚。他母亲让他接着，他便双手接过来，含含糊糊地说：“太谢谢您了。”看得我心酸，我们都很清楚，他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复元的。母子俩要回他们丹阳那边的乡下老家去，可素芬并不知道他们家的房子还在不在了。
到六月初，所有的难民营都已关闭了，一部分外国人也离开了南京。约翰·马吉已经在中国服务了二十八年，将取道上海返回美国。他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几个月前已经解散，大多数成员都已经走了。他急于要离开这里，因为日本军方仇恨他，特别是仇恨他管理的医院，因为有几位外国记者访问了那家医院，在西方报纸上登出了战争暴行中受害人的照片。当局不知道的是，马吉有一架十六毫米胶片摄影机，他用它拍摄了一些去年十二月里日军暴行的镜头。我们已经把八盘胶片缝进一件大衣里，二月下旬，他的传教士朋友乔治·费奇返回美国的时候，悄悄把它们带出了南京。一旦日本军方知道了这件事，马吉将会遭到拘押，甚至被杀害。六月初，他和田中先生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离开，所以警察没有找他的麻烦。
霍莉也要走了。她到我家来道别。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就要离开了。我丈夫正在里屋小睡，丽雅带着帆帆出去了。我们一坐下，霍莉就说：“我下星期一二就走了。”
“为什么？”我呷着菊花茶，吃惊地问道：“怎么想起要走呢？有谁对不住你吗？”
“难民营关了，这里就不再需要我了。”
“瞎说，秋季开学以后，你可以为我们教课。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音乐老师呢，你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学校复课以后，他们会让你在这里继续任教的。”
“我不想给明妮添麻烦——老校长看见我在这里，会生她气的。”
“就算丹尼森夫人不喜欢你，她也明白你是个有用的人，是金陵学院少不了的人才。她不会让自己的私人感情影响学校工作的。为了学校的利益，她什么都肯做。明妮知道你要走吗？”
“我昨天晚上告诉她了，我们还吵了几句。”
“为什么事情吵？”
“为在中国怎么样生活。现在明妮把南京当做自己的家乡了，几乎无法想象到任何其他地方去生活。她热爱这个城市，这所学校。可是对我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我的家，我也不需要一个家乡。说实话，我都不再恨那些把我房子烧掉的日本兵了。四天以后我就去汉口。”
“你疯啦！那里不是快要打仗了吗？”
“所以我才要去呀。”她歪着脑袋，一头浓密的黄头发闪着光泽，笑得嘴咧得老大，眼里闪着光芒。
“你不喜欢南京了？”我问。
“失去房子以后，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和中国人交织在一起了，我喜欢不喜欢都是如此。这是我的第二祖国，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我钦佩你的仁爱之心，霍莉。”
“彼此彼此。”
“一有时间就给我来信。”我还想再说什么，可是一下子动了感情，说不下去了。
“我会写的。”她说。
丽雅抱着孩子回来了，微微有些气喘。我接过帆帆，把他放在腿上。他张着小嘴还在酣睡。我要女儿给霍莉和我们下两碗韭菜面。我俩就着一碗桑葚，边吃边聊了起来。
第三部 诸种疯狂
二十四
八月初，我们终于收到了儿子浩文的信。看完之后，我丈夫陷入了沉默。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桌子，只有嘴唇在微微翕动。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耀平，他怎么说的？”我问。
“你现在不必看。”他把两页纸折起来，插回信封。
“让我看看。”我说。不等他把信藏起来，我就从他手里一把夺过来，打开读了起来。
浩文告诉我们，他加入了日本陆军，现在驻防在苏州城外，在一家野战医院里当助理医师。半年前，他离开了医学院，在东京和一个日本姑娘结了婚。不久，军队强征他入伍，否则他的新娘和家人都会遭殃，就这样，一个月前他回到了中国。
他写道：
我在这里很痛苦，但我不敢抱怨。他们跟我说过，我只需要服役两年，可是看样子，战争不结束，他们就不会让我回家。我也为自己的角色感到羞愧。我怎么能为中国的敌人服务，去打自己的同胞呢？可是我爱盈子，我不能置她和她的全家于危险而不顾。换句话说，我开不起小差啊。请原谅我没征求你们的同意就娶了她。我给你们写过三封信，可你们一封信也没回。我想，一定是打仗弄得中国的邮路中断，我的信都搞丢了。盈子是个好姑娘，对我绝对忠诚。我想我娶不到比她更好的女人了，她集中了我希望自己妻子拥有的所有优点。总有一天，你们看到她就会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情。请为我，也为战争早日结束而祈祷吧。
浩文的信让我们感到万分震惊。我扑到床上，把脸埋进枕头，痛哭起来。悲痛一阵一阵地向我袭来。我一向痛恨日军里的中国人，可现在我自己的儿子也变成“走狗”，变成“二鬼子”了。对他来说，不想让亲家一家遭殃并没有错，可是他让我们丢了脸，也把我们推进了潜在的危险之中。他一定爱那姑娘爱得发了疯，都不会按照常理考虑问题了。可我又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他怎么能预先想到自己会被强征入伍呢。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急急忙忙地跟她结婚呢？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我反复琢磨他在东京的日子，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非得这么做。这桩婚姻似乎成了他的劫数。
耀平尽量安慰我，说我们儿子在日本一定是十分孤苦伶仃，又说也许儿子给我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儿媳，所以，现在断言这事是好运还是劫数，都为时过早。这些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朝他喊道：“你看不见咱们儿子被毁了吗？他也许再也不能成为正常人了！”
耀平不吱声了。晚上，我吃不下晚饭，躺在床上，哭一阵，迷糊一阵。要是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把浩文弄回家来就好了。
第二天在学校，明妮注意到我忧伤的面孔，就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最近向她吐露过我儿子正在东京读医学院，此刻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就跟她讲了浩文的处境。她很震惊，用两个拇指揉着太阳穴，喃喃说道：“这真糟糕，安玲，太可怕了。”
“真希望我能做点儿什么啊。”
“你今天还能干活儿啊？你应该回家歇几天。”
“回家待着我会更难受，一个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哭。”我遮住自己红肿的眼睛。
平静一些后，我请她别把我们家的麻烦告诉任何人。“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就再也不能在这里干下去了。”我对她说。我觉得这个秘密是件丑事，一旦暴露，我们全家就有可能遭殃。
“我一个字也不会提。”她向我保证。
明妮是整个学校里我唯一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她也会把自己的想法跟我讲。有时候，她还没开口，我就能猜到她在想什么。
到了九月，除了家庭工艺学校，我们还开始了另一个新项目——给当地的女孩子们办起了一所中学。家庭工艺学校最初的计划，是招收最多三百名成人学生，但结果报名的人数超过了将近一倍。这么大数量的穷困女子，使校园还是很像难民营，我们只有靠捐款来维持。中学的一百四十三名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出得起全部费用：每学期四十六元——二十元学费，二十元食宿费，还有六元杂费。其余的女孩子们，都需要通过半工半读，来获得部分或全部奖学金。
从金陵学院毕业不久的尹姗娜回到母校。她很能干，又曾经在金陵学院上过很多家庭工艺的课程，于是明妮就请她来负责工艺学校这一摊子。唐娜·塞耶是位年轻的生物老师，刚返回南京，现在当了女子中学的校长，不过她不懂中文，明妮需要帮她做些行政工作。明妮还雇了一个名叫爱丽丝·汤普森的英语教师，以及十几个兼职的中国教员。爱丽丝曾经在中国教过女子学校，也在日本教了一年，是我们基督教会的人。姗娜和唐娜一起合作得很好，已经设计出一套工作规程，好让这两所学校都可以自己运行。
学校里的伙食和住宿由我来负责。我让手下建了四个伙房，建在职工楼和西北宿舍楼之间的地带，这些伙房由家庭工艺学校的学生使用，一部分学生是专学烹调的。女生们还要学习裁剪、编织、店务管理、染布、儿童指导等课程。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求不识字的学生都上识字班。
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娄小姐跑来告诉我们：“那个疯姑娘玉兰又回南京来了。”
“她在哪儿？”明妮吃了一惊。
“在天华孤儿院。”
“我们可以去看她吗？”
“当然啦，我专门来告诉你们可以去看她。”
那家孤儿院就在原来安全区的南界之外，离这儿两三里路，所以我们步行着去了。南京城似乎恢复了一些生气，尽管很多房屋仍是一堆废墟，到处都是碎砖乱瓦，断壁残垣上都长出草来。我们看到了些日本平民，甚至还有几个朝鲜人，但是部队比一个月前少了，因为很多都开拔去了前线。昨天已经宣布了戒严令，以防止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那天出现任何非官方的集会，正是那一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一只大气球载着一个人和无线电设备在空中飘荡，监视着周围地区军队的行踪，主要是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