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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
可是她不相信。她拿出安眠药，一把都塞进嘴里。我吓坏了，无论我怎么求她，她就是不肯把药吐出来。我只好叫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
我立刻把这事件报告给伍茨医生，他要我带明妮到印第安纳一家精神病院去。医生强调说，路上我绝不能只身一人陪伴明妮，所以多恩夫人会来的，我们将一起到印第安纳波里斯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没去精神病院，因为多恩夫人为她另外找了一个医生，卡特博士。他为明妮检查之后，说她正在恢复。医生重新开始给她注射荷尔蒙。明妮就住在多恩夫人在城中的公寓里，上午她去多恩夫人的办公室，帮她包包裹，贴地址标签，给中国的难民们寄去。晚上她们在一起读书、聊天、看电影。有时候我也和她们在一起。从各方面看，她都是在好起来。
多恩夫人今天晚上告诉我，她会给明妮分派一项更复杂些的工作：搜集关于传教士教育方面的文章，并将其一一存档。明妮喜欢这个主意，觉得这是让她的大脑完全恢复的好办法。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明妮对自己不久就会返回金陵学院去工作很有信心。在她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断地请求人为她祈祷。伍茨医生和卡特医生都相信她正在康复。他们甚至允许她出席在本城召开的国际耶稣信徒会。她十分欣喜，正在准备代表金陵学院在会上简短发言。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今天，明妮独自一个人留在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吉娜维芙·布朗小姐的公寓里时，她把炉子上所有灶眼都打开，用煤气毒杀自己。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我们把她的遗体运到郊区一座小教堂，那里的主管牧师是多恩夫人的朋友。明妮留下一个纸条，说她决定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她肯定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康复。她还提到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份遗嘱。
明妮盼着金陵学院给她来信，邀请她返回中国，盼了几个月。两个星期前只盼来一封信，是她在密西根的侄女写来的，说愿意接明妮过去，并照顾她。很显然，有人和她侄女商量好了，这在明妮看来，就意味着学院已设法抛弃她。看完侄女的信，明妮不屑地一笑。她是个自尊心强的人，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昨天下午，我们为明妮举行了葬礼。来了六个人。牧师读了《诗篇》第二十三章。没唱圣歌，因为只有我们六个人。多恩夫人简短地讲了话，说：“明妮·魏特林也是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她勇敢地战斗，像战士一样倒下。”我真希望多恩夫人说“像英雄一样倒下”。
今天早上，明妮的遗嘱被打开了。她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有一些存款，总共七百一十元，她把这笔钱捐给金陵学院，作为奖学金的一笔基金。她还把自己去年买的七亩土地也捐给了我们学院。在遗嘱的结尾，她写下：“金陵永生！”
五十二
明妮死后半年，日本帝国海军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开始对日作战。日本没收了我们学校，将丹尼森夫人、唐娜和爱丽丝驱逐出境。我们的校园在后来的几年里，成了日军骑兵的营房。
我们全家搬到郊区，我和丽雅干各种杂活儿来维持生计。我丈夫耀平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来，牙齿掉了一半。这期间，我女婿也回来过一次，看他的老婆和儿子，可他跟着国军，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前逃到台湾去了。后来他从香港给丽雅来了一封信，要她改嫁他人，因为他再也回不了大陆了。他在信里暗示，他在高雄会组织一个新家庭。“人生苦短，耗不起这样无限期的等待。”他写道。丽雅卧床了几个星期，两年以后她还是和一个商店职员结了婚，从此过着平静的日子。
由于过去同美国教授们的关系，我丈夫被共产党定为不被信任的人，不过他仍然在南京大学当讲师，在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大刘就没这么幸运了。瑟尔·贝德士一九五零年春季离开中国时，几十个中国人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大刘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喊：“瑟尔，将来再回来啊，我们会想念你的！”这些话作为他反动世界观的证据被报告上去了，七年以后，他被打成了“右派”，说他总在梦想着美帝国主义还会回来统治中国。为了这个，他受了几十年的罪。
本顺也很倒霉。他跟着路海和美燕逃出金陵学院，在湖南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俘虏，遣送回来，在一个砖窑劳动改造。我在一九五一年夏天见过他——他长高了，却像个老人一样驼了背，头发花白，已经开始谢顶，其实他还不满三十岁。他叫我阿姨，我只点了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路海和美燕双双死在战争中，也许那倒比本顺幸运些。路海死于日本炮火，美燕是在救护伤员时被冷枪打死的。虽然有她的烈士身份，她父亲因为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却还是要受苦。时代的变迁对娄小姐倒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她在莫妮卡去世之后的孤儿院工作了几年，后来，共产党掌权之后，她当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吴校长没有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尽管他们反复催促她。因为这一点，她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重新当上了金陵学院的领导。后来我们学校并入南京师范学院。她成为知名人士，受到尊重，我又重新为她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作为日本战争罪行的见证，我的日记中的一部分内容被《南京日报》连载了，我作为帮助明妮·魏特林管理金陵难民营的中国女人，也出了点名。一九四七年夏天，政府有关部门召见了我，然后把我送到东京当一个目击证人，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
所有的听证会都在一座大白楼内举行，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出席。中国方面并没有为审判作太多准备，以为作为战胜国，我们能够任意惩罚那些战争罪犯，而日本方面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每一名被告都被分配了两名律师，一名美国人，一名日本人。绝大多数日本律师都一声不吭，可是那些美国律师却又张狂又自大，甚至嘲弄证人，好像是我们在接受审判。结果，法官只能把一些律师赶出法庭。
八月中的一天，我和一群中国证人正要走进法庭，忽见一个身穿白色和服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子，在朝我鞠躬。我立刻认出了她，赶快离开众人，把她拉到一边。盈子一个劲儿鞠躬，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眼泪涌出我的双眼，可是我不敢说得太多。她把阿真推上前来，对他说：“叫奶奶。”
“奶奶。”孩子讷讷地说，前额上现出一团细小的皱纹。
我蹲下身，抱住他使劲儿地亲——连他的味道都像他父亲。“你上学了吗？”我问。
“嗯。”
“几年级了？”
他没听懂，盈子帮他说：“二年级。”
“你生日是哪天？”
他母亲替他答道：“十二月四日。”
“我会记住的，阿真。”我说着，在他的眉心又亲了一下。
听证会下午一点半继续进行，只剩几分钟了。一位中国官员走出法庭大厅，招手让我快进去。我该怎么办？我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会见家里人。我现在代表全体遭到日军残害的南京妇女，根本不可能公然地对盈子和阿真认亲，那样做无异于自招大祸。情急之下，我摘下腕子上的金手镯，塞给盈子。“浩文想把这个交给你。”我说，两手把她的手握紧，“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你这样不安全。”
不等她答话，我掉头朝法庭走去，觉得两腿发抖。我并不清楚我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因为所有中国证人都是被半隔离的，从法庭到隅田川上的木屋旅店，都是集体行动。不然，我就会告诉盈子再到哪里去见面的。
有几个美国传教士也来到东京出席战犯审判：瑟尔、马吉牧师、威尔森医生和霍莉·桑顿。见到他们我很高兴，只是因为刚遇见了盈子和阿真，我心里正难过。
“你怎么了？”一天晚上霍莉问我，“怎么情绪这么低落？”
“身体有点儿不舒服，”我说，“这种闷热我真受不了。”
“听证会也一定够你受的。”
“这些天里都睡不好。”
她仔细观察我，眼角泛起皱纹。我不敢什么话都告诉霍莉。她不像明妮，尽管她心地善良，却可能不够谨慎。
中国方面并没有太多实物证据来支持我们的指控，因为战争期间，没谁想到会有一天在法庭上面对这些罪犯。但是多亏了美国人的细心，尤其是瑟尔保管的安全区委员会记录，马吉拍的照片，还有威尔森手上的医疗记录，也多亏那些德国大使馆发给纳粹政府的关于南京暴行的秘密报告，法庭对于皇军犯下的罪行能够作出适当的评估。马吉向我透露，他带来了他拍摄下来的电影胶片，不过法庭不接受胶片作为证据。事实上，美国政府为了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盟友，有意低调处理战犯审判，以避免引起日本民众的敌意。在受审的二十五名甲级战犯中，只有七人被判处了死刑。
当法官问到松井石根认不认罪时，他咕哝着说不认罪。但在宣判死刑的那一刻，这位戴着眼镜、已是骨瘦如柴的高级将领，哭泣着瘫坐在座位上，无法站立起来。他的秃脑袋不停地摇摆着。两名戴着白色头盔，胳膊上别着“军警”袖章的高个子卫兵走上前，把他架起来，拖出了法庭。
八月末的一个闷热的早上，我们动身离开东京。大家走出旅店，朝送我们去机场的汽车走去，这时候，我又看到了盈子和阿真。他俩站在大门旁边，她穿苹果绿的旗袍，显出曲线清丽的身段，阿真穿了件白色衬衫，海军蓝短裤。他们身后立着一株栽在石瓮里的大盆栽。远处，蓝莹莹的河上，一群海鸥在飞翔，叫个不停。母子俩朝我挥着手，带有几分怯生，我的同行和官员们都扭过头去看他俩。我无法向盈子和阿真走过去，只能朝他俩点点头，然后慢慢地挪进汽车。车开动了，我用双手捂住了脸。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
作者手记
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其中的信息、事实和史实细节则源于诸种史料。我感谢众多的作者、编辑和译者。
首先是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提供的电子版《明妮·魏特林日记》（Minnie Vautin's Diary，一九三七——一九四〇）。此外，这部小说也得益于以下出版物：
Terror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1938（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and They Were in Nanjing：The Nanjing Massacre Witness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onals（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both edited by Suping Lu。
Hualing Hu's 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 Nanking：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0）
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ed。 Erwin Wickert（Alfred A。 Knopf，1998）
Eye witnesses to Massacre：American Missionar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