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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提出了隐逸的概念，但真正把这个概念做大的，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而神奇的庄子。这个做过漆园吏的宋国人确实打开了中国士人心灵最辽阔的一道闸门。提起道家一般都将老庄并称，实际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老子的哲学从小处讲是政治哲学，往大处讲是宇宙哲学；而庄子的哲学是人生哲学，完全针对个人。在庄子看来，自由与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逍遥游的境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庄子提倡隐逸，并非一定叫人回归山林。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与当权者保持距离。
在孔子以前，谈到隐逸这件事，很多人提到巢父和许由。据说，巢父被尧看中，欲将君位传给他。巢父觉得自己的耳朵被污染了，于是跑到水边去洗耳朵。这时候，有老父牵牛而过，说：“你听到此言觉得耳朵被污染了，但又为什么在这水中洗呢，把水也弄脏了，叫我的牛没法喝水。”这是故事最初的版本。后人把巢父的故事安到另一位贤德之士许由身上，巢父则饰演了牵牛老父的角色。无论故事主角是谁，他们都是拒绝天子之位的，所以是高洁之士的代表，被后人尊奉为隐士之祖。如果说巢父（或许由）的反应还算平和（顶多是洗了一下耳朵），那么务光和卞随就激烈得多了。汤伐暴桀前，找隐士卞随、务光商量，二士皆答“吾不知也”，后来汤有天下，欲把天子位让给二人，他们认为受到了玷污，最后投水而死。后面的伯夷、叔齐就比较熟悉了，因周灭商而不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以采集野菜为生，后听人说周有天下，即使是野菜也是周的，于是二人就饿死了。
春秋时代的隐士，有晋文公时的介子推，此人有恩于文公，但文公返国后，他不愿为官，隐于绵山。文公叫人放火烧山，为的是逼他出来，没想到却将他烧死。当然，还有一个版本，说他逃出了绵山，继续做了隐士，三十年后，有人于东海边见其卖扇。说到这里，有人会提到买卖做得更好的范蠡。他在协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后，选择了激流勇退，在漫游和经商中度过了剩余的岁月，而且经商尤其成功，被认为是儒商之祖。严格地说，他不算一个纯正的隐士，但身上的隐退思想却值得注意。范蠡执政懂国，作战知兵，经商熟悉市场，其经营之道颇具原创性，作为一个人物，实在不简单。范蠡是进退有据的士人，这一点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谈到这个人，很多人的观点是：既有儒家入世之心，又有道家出世之道。如果仔细品读，会发现，他还有杨朱“贵生”和“重己”的思想，对个人生命的保存与欢愉非常珍视。这一点对后来士人的隐逸观念是有影响的。
不过，庄子对卞随、务光、伯夷、叔齐那样的人是不屑的，他认为他们并没真正达到一种隐士的理想之境。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隐士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为了政治立场而付出生命的理由。庄子的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战国时，除庄子这样纯正的隐士外，隐于山林的还有像鬼谷子这样纵横家和陈仲这种“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高洁之士。后者出身齐国贵族，但心厌仕途而情系林野，居于石室，接饮甘泉，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在谈到他时，称他是“齐国之巨孹”。
从秦朝建立到西汉之初影响最大的隐士是“商山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东汉章帝时的隐士梁鸿“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由此可见此四人在那个时代所占据的地位。四人最大的特点：一年岁高，二德行深，三知进退。在传统的看法中，认为真正的高士，并不是说永远呆在山中，而是说知道何时扶世，何时潜隐。四老原本是秦博士，秦末避战乱，潜行入商山。西汉初，刘邦欲请之出山，被四老拒绝。汉初建，刘邦在选接班人问题上很头疼，太子盈虽贤良却懦弱，刘邦有意立戚妃之子如意，这是个大问题。秦二世而灭，一个关键细节，即废长立幼，所选非人。当时，吕后和张良很着急，但又劝不动刘邦，只好以太子之名请四皓安刘。四皓为避免天下再陷动荡，慨然出山。刘邦平叛归来，于宫中设宴，见四位巍然老者侍于太子身后，问之为谁，答曰：“商山四皓。”刘邦问此时何以出山？答：“太子礼贤下士。”刘邦后再无废太子之意。太子继位为汉惠帝，欲封赏四皓，四人不受而去，重返商山。四皓之高，就在于进退有据。四皓之后，西汉有名的隐士，仅有汉成帝时的陕西郑子真、四川严君平。后来王莽篡汉，“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但当时的隐逸之风只是出自对“正统”的维护和对新政权的不接受，跟伯夷、叔齐一类没有本质区别。
一般来说，乱世隐，盛世仕。但东汉不是这样。无论是这个王朝初期蓬勃发展时，还是中期乱象初生时，再到末期无法收拾时，都流动着一股壮观的隐逸潮流。这就是东汉在士人隐逸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原因。东汉历代皇帝都非常尊重隐士的传统，映照在社会上，使当时有一种“以不仕为德高”的隐逸情结。这种传统与王朝之初出现的巨隐严光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王朝更迭时，往往社会会发生大动荡，这时候就会有一批人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入山避于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后，皇帝为展示宏大气象，同时也是出于对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恢复，就会征召隐士出山参与王朝的巩固与建设。刘秀即如此，所以东汉之初，全国各地都贴着征召贤良的公文。当时有很多隐士确实重新返回了岗位。但最有资格的严光却拒绝了。他是皇帝的老同学，早年曾和刘秀一起在长安读书。刘秀曾亲自去请严光，但后者高卧不起，刘秀上前，抚严光腹部，说：“子陵！不肯出山相助，为何？”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眼：“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强迫！”刘秀说：“子陵！我竟不能请你出山么？”于是叹息而去。后来，刘秀仍不肯放弃，又请严光到皇宫，两人同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说动严光出仕。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严厉批评态度。南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严光论》说得更厉害：“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明末王夫之亦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话虽如此，但严光的个人选择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出于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是因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到东汉后期，大树将倾的风雨飘摇感导致隐逸风尚的出现，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于是出现了东汉“末世三隐”：黄宪、郭泰和徐稺（徐稚）。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其中周子居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中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什么倾世之言，更未做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间，惺惺相惜，当时推崇黄宪之人不胜枚举，除陈蕃外，就数郭泰最为推崇，他称黄宪：“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前面说过，郭泰早年是洛阳太学生中的领袖，与陈蕃、李膺过从甚密，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以博识和洞察力强而著称。郭泰初到洛阳，跟众多太学生一样，去拜访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官风“峻整”的李膺在威望上仅次于陈蕃，在洛阳能得到李膺接见和认可，被认为是“登龙门”。李膺对郭泰一见如故，大为欣赏，说：“士子我见多了，但未有如郭林宗者。”就凭这一句话，郭泰便名满京城。后来，郭泰和李膺褒贬人物，品评朝政，开一代风气。所以，郭泰回故乡讲学，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跟从其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稺。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稺，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以坚持不仕。汉顺帝时，陈蕃为豫章太守，一到任就直接去拜访徐稺。手下阻拦：“您应该先去官署。”陈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时间被暖热。我现在去拜访高士，有何不可？”陈蕃和徐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