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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对德国物理学的全面控制。只有少数几个同行加入了斯塔克和勒纳德的行列，而他
们的“努力，除了对第三帝国的支持以外，没有留下什么成果”（赫尔曼1973，182；拜
尔琛1972）。
当然，由于政治势力而导致的科学变革，并不仅仅限于20世纪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
集权主义。我们会发现，笛卡尔主义的势力在不同阶段对法国科学界从思想到机构的控
制，也许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萨顿1982）。富有革命精神的笛卡尔主义者，为了扩大
势力，在可以想象得到的每一个阶层，与代表传统力量的耶稣会会员和他们的学校、与
教会及其巴黎大学、并且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进行了斗争。他们获准参加了一些有影响
的沙龙的活动，并且最终，从知识分子中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不久之后，笛卡尔主义者
控制了学校（中等学校和耶稣会会员的私立高等学院）以及大学。笛卡尔主义者在巴黎
科学院中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这就是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丰特奈尔，他不仅是一
位坚定的笛卡尔主义者，而且还撰写了一部论述笛卡尔的宇宙涡旋（“旋风涡”）体系
的重要著作。雅克·罗奥是一位著名的笛卡尔的追随者，17世纪后半叶，他的综合教科
书取代了传统的著作，并且成了标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这部教科书被印刷了一次又一
次，并且被译成数种不同的语言。
1687年，伊萨克·牛顿提出了新的富有革命性的科学理论，很明显，该理论所要打
败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而是笛卡尔主义者及其以涡旋说
为基础的物理宇宙学。牛顿在其《原理》第二篇的结论中指出，笛卡尔的假说“是完全
与天文现象相抵触的”，它所导致的是一场“混乱而非对天体运动的理解。”不过，这
还不足以驳倒笛卡尔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人；一场主动的游说不得不在许多战线上同时
进行。首先是明确地寻求政府的支持，这场运动是在牛顿向是家学会及其支持者詹姆斯
二世国王呈送他的《原理》（第一版）时发起的。埃德蒙·哈雷知道国王对海军事务感
兴趣，他就为国王写了一个专门的说明来介绍《原理》中讨论潮汐运动部分的内容（参
见科恩和斯科费尔德1978，&；5）。由于教会在涉及思想的各个领域有着如此强大的
势力，所以，牛顿主义者想要控制新的玻意耳讲座（这是根据化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罗伯
特·玻意耳的意愿设立的），当时，该讲座由伦敦教会组织的八场证明基督精神的布道
组成（参见格拉克和雅各布1969）。这些讲座立即就成了解释牛顿科学的重要媒介。
牛顿主义者遵循了罗奥所选择的路线，他们推广通俗的介绍新科学的讲座，并且广
泛地进行示范以便使这门学科的内容更合乎人们的口味，更易于人们理解。威廉·惠斯
顿和J．T．德扎古利埃都是牛顿理论的倡导者。牛顿则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在一些重要
的大学里用信奉牛顿学说的教师取代了信奉经院哲学的教师和信奉笛卡尔学说的教师。
不久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牛顿学说网，其中包括爱丁堡的科林·麦克劳林，剑桥的罗杰
·科茨，牛津的戴维·格雷戈里，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为获得对教科书的控制，牛顿
的信徒塞缀尔·克拉克给他所翻译的罗奥论自然哲学的著作加了一个批评性说明。正是
这位克拉克，在与莱布尼兹的著名论战中，为牛顿进行了辩护。最终，罗奥的论著变成
了假借已被修正了的笛卡尔主义的名义传播牛顿的自然哲学的重要著作。牛顿的其他信
徒们则撰写了新颖的教科书。最后，在牛顿夫伦敦担任造币厂督办的时候，他被选为皇
家学会的会长，他利用这个职务可以确保这家机构去参与为确立牛顿哲学地位所做的斗
争，并且在与莱布尼兹关于谁先发明了微积分的争论中捍卫牛顿的领先权。
这些例子，绝大部分是从成功的或部分成功的革命中选出来的。当然，除此之外还
有一类情况，即革命失败的情况。在政治领域中，失败的突出例子有1848年的革命和俄
国1905年流产的革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一般都不谈失败的革命。也就是说，他们倾向
于只用“革命”这个名称去命名那些实际已取得成功的运动（参见第2章）。还不曾有人
写过一部科学失败史。这也是革命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科学活动显然不同于政
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与科学革命不同的最后一点，就是目的。从某一种意义上讲，
这两种类型的革命都有一个特定的狭义的目的。例如，牛顿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
新的合理的力学系统，在此基础上，人们就可以追溯和预见地球和空中所观察到的现象。
这个目的的实现是以质量、空间、时间、力和惯性等概念为出发点的，而已它还包含着
万有引力概念。这看起来与创建某一种社会这类目的有些相似，例如，在创建一种社会
的目的中，可能就包含着经济上机会均等、政治自由、建立议会体制或代议制政府等等
要求。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大部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目的被说成是即刻便可以达
到的。比如，毫无疑问，俄国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无阶级的社会。
这个目的的实现，从未被看作是一系列无止境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前奏；一旦这个
理想的国家建成了，以后也就没有革命的必要了。然而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问世纪和18
世纪革命时期过后的发展，使我们预料到，科学将要进行一系列连续的没有终点的革命。
在这里，不存在这样一个最终的特定的目标：一旦它实现就意味着不再会有革命发生了。
举例来说，牛顿的信徒就充分意识到，还有些领域，比如化学。光学、热学以及生理学
领域，十分需要进行一次科学革命。甚至在地球动力学和天体力学领域内，太阳和地球
的同时运动过程中月球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在科学中，一次成功
的革命也就为进一步的革命制定了一个革命的纲领，而一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至少
在理想上）则有一个最终的革命希望实现的纲领。
革命性科学与社会
科学革命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通过策
划或宣传推翻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或政治制度、提出一种可以付诸实践以至有可能导致
一场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的理论、进而参与一场革命运动，社会上的或政治中的激进分
子对现行的社会秩序或政治制度构成了威胁。因此看起来，社会中的或政治上的激进分
子，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政府的体制、我们的价值系统是一种直接的潜在的危险，
甚至似乎会给我们的家族系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职业带来危险。对于
“富人”和“穷人”来说，显然，这方面的讨论的确与富人更有关系，不过，即使穷人
也可能希望在现行的制度中（哪怕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并成为富人，因而避开
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科学中的激进分子对科学中现行的知识结构或状态构成了直接的
威胁，但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构成威胁。当然，科学的确会对一般的男男女女的生
活产生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往往只限于一定的程度，并且，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
间接的，是一些实际应用带来的结果。以聚合物化学这门基础科学为例，这门科学本身
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把它用于生产人造纤维，这门科学便对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经济体系、以及可能的就业情况的重新安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雷达、超音
速飞行、核动力、战胜疾病以及探索空间等等来说也是如此。科学革命实际附带的成果，
就是技术革新，随之而来的是旧的职业消失和新的职业可能出现。
然而，有一些革命思想却遭到普遍反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似乎威胁着一
些对于社会秩序十分重要的信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在外行的读者中，
甚至在一些科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敌意，我们应当看到，这种敌意从本质上讲是没有
科学根据的。并非整个世界真的关心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例如：物种的变化、由来和稳
定性，自然选择、生存斗争、或适者生存等等，至少人们并不关心这些表述适用于野生
的动植物还是家庭培育的动植物。不过，对宗教界而言，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在含义的确
令人烦恼，因为它对《创世纪》头几页中有关创造物的说明提出了怀疑。人与猿有着共
同的祖先，人在自然界中并不具备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所有的哲学和宗教给予他的那种独
一无二的地位，这些戏剧性的论断使许多人有了一种名副其实的苦闷感。科学革命的这
一方面——亦即它们对严密的科学领域之外的男人和女人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被称作
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哥白尼学说的内在含义，即人类及其所居住的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被别的星球
取代了，也是一个革命性科学思想中含有意识形态成分的有趣的例子。看起来，当人们
被告之：他所居住的行星已经被从一个固定的中心位置上移走了，它只不过成了（用哥
白尼的话说）“另一个行星，”而且从物理上讲，成了一个相当不起眼的行星，此时此
刻，对他的自尊心肯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击。约翰·多恩（他大概还没有信奉那些支
持或反对那种新体系的最为简洁的、专门的天文学论证）写道，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地球就会丢失，而且人甚至不知道到何处去找它：“所有的内在联系都不复存在了。”
马丁·路德对专业天文学（即使有所了解的话）了解的并不多，然而，甚至在没有阅读
哥白尼所写的任何东西时，他就对哥白尼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受过教育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考虑整
个物理宇宙和自然界，考虑“自然规律”、宗教或宗教信仰的基础、以及上帝的本质甚
至政府的形式时，他们的思想方式也会受到牛顿革命的影响。不过，哥白尼思想也许最
终超越出了严格的科学范围之外，其影响比牛顿思想更大，这是因为，那种以为人在宇
宙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而且唯人独尊的观点，亦即传统的人类中心说，被哥白尼学说动
摇了。从这方面讲，哥白尼的影响大概与达尔文的影响而不是牛顿的影响更为相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人们对他的革新的敌意与类似的人们对哥白尼思想和达尔文
思想带有敌意的反应进行了比较，他就是根据他个人的痛苦经历和他对历史的长期考察
进行著述的。也许，爱因斯坦革命所引起的，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知识界最大的轰动。
当然，大部分人并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新的相对论物理
学为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这样一种广义的相对主义提供了依据，对于宗教、
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绝对”信仰而言，不再有什么可以站得住脚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