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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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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家庭甚至还出现父、母与儿、媳双双离婚的情况,原因是离婚者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征地拆迁过程中获得奖励和补偿。

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它同样为我们见证了“从户到人”的转变。在我看来,这种以户为单位的选举方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重温了世界历史上的“消极公民”与“积极公民”等民主实践的缺陷。比如在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由于穷人和妇女作为“消极公民”被剥夺了选举权,这种选举实际上是以“富户”为单位进行的。从这方面说,西方民主进程可以概括为从“富户”扩大到“户”再落实到每一位公民。

回到后安岭。今天以户为单位分配选票与上述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无疑有着本质区别,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同一个家庭里,上述“消极公民”并非不存在。因为以户为单位的权利实际上通过“家长制”而不是由每一个具体的公民来实现,正是这种家长制使家庭的其他成员处于一种未成年人式的被监护状态。当然,和以往不同的是,由于没有户的歧视,这里的“消极公民”随时可以通过离婚“另立门户”而变成“积极公民”。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这种转换是开放的,但是“离婚”却是“消极公民”转向“积极公民”时必须支付的成本。

【案例4:“计划政治”下的民选坏蛋】

总统有民选,坏蛋也有民选。若干年前,安徽毫州某所技校便发生过一桩“民选坏蛋”的伟大事情。由于该校屡次发生失窃事件,在查无结果的情况下学校便举行了这样一场选举:投票选小偷!结果6位同学榜上有名,并因此受到处罚。

显然,从“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出发,这6位同学都是清白的。然而,这种异化的选举却真实地发生了。“民选小偷”以其特有的恢谐方式为我们再现了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多数人的暴政”。

有人可能会说,总统能民选,坏蛋为什么不能呢?不都是货真价实地体现民意了么?个中区别,相信许多人早已心知肚明。不过,在此我们不妨再换个角度加以赘述:总统是自己报名参选的,而坏蛋并非心甘情愿。总统在当选后会兴高采烈地发表就职演说,而坏蛋却只能低头,更不会讲一些感谢国民信任之类的大话。简单说,民选坏蛋违背了“坏蛋”的意愿,所谓选举由此成为对“坏蛋”侮辱与损害的开始。

同样,民选总统会因就职领取薪水,而民选坏蛋则不一样。尽管民选坏蛋也会在当选后时常被作为反面典型用来教育民众,但是他们充其量只是在一种被动境遇中做道德建设的“义工”。如你所知,杀鸡儆猴时,鸡被杀的过程同样是鸡被工具化的过程。但是,鸡是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被工具化而获得儆猴的报酬的。

之所以想起这个“民选坏蛋”的故事,是因为曾经读到的一则新闻。据《城市晚报》2008年2月26日报道,长春市公安局为了提高警察的纪律作风,将在年末抓各类反面典型,并确定了全局民警1%的比例。这些1%的待遇将是集中学习,学习不合格者将被取消其执法权。

今日中国社会的确大有进步。在过去,这种“大快人心”的消息一放出来,相信很多人都会叫好,比如显示“重拳治警”的决心云云。然而,现在不一样了,无论是面对社会生活还是权力运行,公众目光的重心已经渐渐移向了程序的正当性与具体的权利本身。长春公安局的“数目字管理”却让人满腹狐疑,为什么是1%,而不是2%或0。5%?

曾经风行一时的计划经济的一些坏处历史早已证明。显然,那种刻舟求剑式的制度安排不仅低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同时也大大限制或者降低了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机会。众所周知,计划盛行的时代,实际上也是权力登峰造极的时代。除了计划经济,同样也有“计划政治”。当然,这种“计划政治”并不是指现在政府做预算,而是指一种异化的计划,指的是有些执法部门或者单位,将抓坏蛋当做一种生产性行为,只需随心所欲地圈定一个比例,准备生产多少就是多少。而这种指令性生产通常都具有刚性,所以,为了完成这个比例,哪些人是合格的坏蛋还要取决于不断地定义。计划刚性导致的定义的随意性使按计划抓坏蛋变成了“打哪指哪,百发百中”的荒诞游戏。

谈到“按指标抓坏蛋”,难免让人想起那个法治荒芜甚至人治也崩溃的时代。为了狠抓右派,一些单位被下达了“右派指标”。于是乎人人挖空心思找坏蛋,社会风气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从概率上说,一个地方坏蛋越多越安全,没有坏蛋的地方反倒是人人自危。在此逻辑下,坏蛋只会越造越多。就这样,鲜有坏蛋的地方纷纷造出“民选坏蛋”“计划下的坏蛋”。

“按比例抓反面典型”之所以无人喝彩,是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未来,“按计划抓坏蛋”将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痛苦的记忆,是因为“按计划抓坏蛋”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反面典型”。

【案例5:“萝卜白菜议事规则”】

当然,并非所有民主实践都那么令人沮丧。2009年2月11日,《新文化报》报道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在安徽阜阳颍州区南塘村村民新近学习应用了一种名为“萝卜白菜规则”的议事方式。据南塘兴农合作社负责人称,自从2008年11月培训以来,南塘村村民活学活用“萝卜白菜规则”,已经知道如何民主辩论与表决了。

什么是“萝卜白菜规则”?读完这则新闻才知道它指的就是早已风行世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该规则由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于1876年出版,几经修改后于2000年出了第十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堪称会议宝典。尽管西风东渐已逾百年,但是这个规则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过。难怪南塘村民听到这个“拗口”的外国规则时,索性就地取材直接译成了“萝卜白菜规则”。这一点想来就十分有趣,今日中国,常常有人说农民愚昧、落后,不适合民主。谁知如今他们已经先行一步,开始和国际上的会议规则接轨,都“罗伯特”了。

政治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议事程序。环视古今中外,议事程序主要区别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只有重要人物在会场上说话、训示,大多数人只顾埋头做笔记,开会变成了“听话”“学习”和“传达精神”;另一种则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都有机会发言,会场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场。当然,议事规则不同,话语权也就不同。比如同样是在近千年前的东方与西方,同样是英雄豪杰,欧洲有圆桌骑士,他们不分主次,每个人各占一席;东方则有梁山好汉,虽然都是自家兄弟,但还是排了108个座次,聚议之时,说话最管用的还是大哥。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之所以赞扬欧盟的旗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面旗帜上看到了欧洲圆桌会议的现场。

任何规则都会在客观上影响人性的呈现。众所周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某种或善或恶的东西。至于如何向外界呈现,除了决定于内心的驱使(良知与欲望),同样受制于他与环境的互动(放纵与约束),这也是人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一个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之原因所在。

无须高深理论,即使是生活经验也在反复告诫人们一个好的规则可以帮助呈现人性之美好。比如,公共场所排队所倡导的秩序文明,灾难来临时让妇女与孩子先走的人类道德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们,劝人向善。同样,会议组织者果真秉持某种民主与开放的原则,就应负责建立并且遵循一套行之有效的议事规则,使会场真正成为公民议事的场所。而不是给权力体系拍X光,透视会场上谁更有权力说话。

转型期的中国,具有民主精神的议事规则不仅适合会场,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公共辩论。今日公共空间,最不乐见却又并不少见的情形莫过于:两位辩论者交锋刚开始,很快便有一方开始怀疑对方之人格与动机,接下来吵来吵去,都说对方不配和自己辩论,一场原本可期的理性争辩终以谁都是“浑蛋”和“小人”收场。如果他们能和南塘的农民一样懂得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种无谓的冲突定会减少很多。

回到“罗伯特议事规则”,笔者在此夸赞南塘农民,并非是说有了这个规则,农民的开会问题和民主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就像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安排,同时又是一种精神气质,“萝卜白菜规则”进入南塘的乡村会议,其意义显然并不止于民主实务本身,更在于它使会场上的农民面貌一新,让人看到农民在维护群己权利时有着怎样的风度。

底线理想与偷鸡寓言

没什么词汇比“底线”更能给人一种凛然的正义。国家被外敌侵略时,生长于斯的国民多会奋起反抗,因为侵略者触及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底线;妻子与人私通时,男人们通常会怒不可遏,甚至扬言杀了这双“奸夫淫妇”,因为他们相信“春风又绿江南岸,男人头顶绿不得”。同样,被乡村干部挖了祖坟的农民,也不吝以死相拼,因为祖坟里不仅埋着他的父辈,同样埋着他底线尊严之地雷。任凭平时忍辱含垢、唾面自干,但若是被人“欺负至此”,他埋藏多年的愤怒恐怕就要彻底引爆了。

无论是否同意上述观念或者行为,但你不得不承认底线无所不在。而且,底线有着平衡社会的法力。2008年暑假我回江西老家,发现村庄周围的古树被村干部盗卖殆尽,唯独祖坟边上的古树留下来了。这些树之所以没被强卖,便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以致里应外合的树贩子与村干部不得不无奈罢手。现实近乎荒诞,在这里法律与政治道德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祖坟——被新政府批判的“旧文化”与“旧势力”,像是一座座捍卫尊严的堡垒,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

【“人不可以消灭人”】

谈到底线,不由得让我想起两部欧洲电影:

一是法国导演阿兰·查巴特的《RRRrr!!!》,它讲述的是一个大约发生在三万多年前的浪漫故事。让我至今难忘的一个细节是:有一天,“美发族”发现了一具女尸,大家为此议论纷纷,有说是植物杀死的,有说是动物杀死的,也有说是老死的。有意思的是,当有人猜测是“死于人手”时,立即引来一片哄笑,简直是天方夜谭!在这些可爱的原始人看来,人杀死自己的同类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些野兽出没、人心简朴的蛮荒岁月里,人类必须互相依靠才能向大自然要求最基本的生存权。人不能消灭自己的同类,或许是这些古人类的共同底线。和那个遥远的时代相比,文明人的底线却是越降越低,以至于在二十世纪甚至彻底失去了底线。

与此相关的另一部电影是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暴狼时刻》,该电影所涉及的是人类的未来:在一场大灾难袭击欧洲之后,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逃离了城市,打算到乡下住上一段时间。然而,当他们赶到乡下时,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一个陌生家庭所霸占。更不幸的是,陌生家庭的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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