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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数字亦表明，近年来城乡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2005年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数据是，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薪十二年只“提高”了68元。如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通货膨胀的出现，主要与近年来信贷过多、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等国内外因素有关，而这一切皆非控制务工收入所能解决，而以控制底层社会的务工收入来抑制通货膨胀，难免像有的政协委员指责“钉子户推高房价”一样避重就轻，错瞄方向。事实上，贫富分化既会导致消费领域的马太效应，也会间接推动物价上涨。聪明如王石者不也说过，中国之所以房价高企，症结不在于有人买不起房，而在于有人买得起房。简单说，中国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民生物资的定价。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无疑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尽管“三防”被列为2008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但任何政策的出台必须遵循社会公正的原则，而不能为了一个所谓整体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则，就难怪有人表扬现在的官员太“油菜花”了——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就给公务员涨工资；为了抑制通胀，政府就“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
社会上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工资涨（长）得像眉毛一样慢，物价涨（长）得像胡子一样快。”在2007年，这胡子恐怕是拉登的胡子。其实，和胡子涨（长）得一样快的还有国家财政收入。如前所述，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增加了31％，占到了GDP的21％。显然，无论是与GDP的增长速度、物价的上涨速度比，还是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务工收入过快上涨”只是子虚乌有，由此“防止务工收入过快上涨”注定也是个假命题。
笔者此前曾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中公开反对政协委员“钉子户推高房价”一说。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为什么今日中国社会对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们提出的一些观点，会在一夜之间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声浪。从表面上看，这与近年来的“评论中兴”或者公共空间的异军突起有关，然而我看到更多的却是中国社会权利观念的成长。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改革已是船到江心，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过去那个曾经由政府主导一切、国家吞没社会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细心对比前后两个时代，不乏有趣的细节：在过去是集全社会之力帮助国家（或者政府）惩治社会、防范社会，务求“大公无私”“颗粒归公”。所以，当社员们“薅社会主义的羊毛”时难免为千夫所指，公民的经济诉求会落在道德与政治层面被压制。而现在，渐渐觉醒与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因为“小私”而走向“大公”与团结。许多人，无论是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却都在心底里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不仅要不遗余力地规范政府行为，而且不忘关注每个弱者的命运，不忘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当政府官员想方设法、似无还有地“薅社会的羊毛”时，社会能够异口同声、正大光明地反对。
从国家（政府）反对社会“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到社会努力反对国家（政府）“薅社会的羊毛”，不只是在语义上少了“主义”二字，这个转变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收获的一个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步步为营、节节胜利的条件。
【“五有之乡”的国家伦理】
没有面向社会的分红，不把国民视为股东，国企只能说是浪得虚名。任何一个标榜执政为民的政府，更不能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钱越多越光荣。
相信许多人都听过一则比较中美两国市长的故事：中国市长敢请美国市长来中国，为其报销来去一切费用；而美国市长说他没有钱请中国市长去美国，因为他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同样是嫖娼，有些中国官员会“开发票”，而在2007年底陷入嫖娼丑闻的德国市长安德里亚·兰格却因为嫖娼入不敷出不得不在妓女那里抵押自己的电脑。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如既往地强调民生政治：这一年中央对教育投入将由前一年的1076亿元增至1562亿元、财政对合作医疗补助每人从40元提高到80元、中央财政新增167亿元用于卫生事业、中央新增17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等等。就在此前一天，《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公布。民生政治与现代行政之所以相继被着重提出，并且一起指向2020年，正是因为民生与现代行政密不可分。
应该看到，尽管在谈到民生问题时人们多寄望于政府有所担当，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民生问题事事都要仰仗政府的亲力亲为，因为社会更应有大作为，更应成为推动时代变迁的主角。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小说下栽＋wＲshＵ。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