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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工钱。当那些外出务工者回到夹杂着陕、川、甘三省特征的方言之中，回到花椒味儿浓重的土菜的香气中，神情中透着一股生命舒展开来的惬意。
虽然已经62岁了，何明德还是经常要去邻居家帮忙，既有红事白事，也有杀猪、修屋一类。村委会主任母云庆说，以往都种地的时候，需要各家之间共享生产资料，也需要协同劳动，这也是“合作社”的意义所在，现在协同劳作没必要了，遇到大事相互帮忙的做法还是得保留，“肯定要去帮忙，自己家有事时，也是需要大家伸手的。”
大家·小家
腊月的母家河，“新货郎”的身影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开着皮卡、面包或农用三轮车，支起的喇叭播放着叫卖声以及《小苹果》这种流行歌曲，在河坝上走走停停，售卖着果蔬、糖茶、被褥等商品，喧闹之极。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不再有卖年货的车开来，班车也停运了，除了少数几个遇到特殊情况，能返乡的外出务工者都回来了。
某种意义上，家乡对40岁的何廷武而言是一个伤心地，两年前，他参与一种叫“翻饼子”的赌博，一周时间输掉了十多万，他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债主不停追债，普通的乡邻见面时也态度冷淡，害怕他借钱似的。何廷武很快走上打工之路，赚钱还债，“想过春节不回来，担心心里别扭。”但他还是回来了，西北人故土观念浓重，春节团圆是他们格外在乎的。
乡亲毕竟是乡亲，春节的气氛慢慢平复了何廷武的怨气。正月初二的下午，何廷武所在的强家坝社有一场家庭聚餐，他接受了邀请。场面还真不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十四五个家庭各出代表，带着自家炒的菜、酿的酒，你若不把每家斟上的酒都尝尝，就像欠了天大的人情。这是传统的过年方式，称为“团年”。
母云庆告诉我，以往的团年，多是以合作社为单位，各家即使不是全部出席，至少会派个代表。记忆中，团年几乎从大年三十儿闹到正月十五，乡邻们竞相发出邀请，“现在团年没那么热闹了，很多人回到小家庭了。”
强家坝社是按灾后新农村的规划图重建的，28户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走动起来方便，团年的味道保留得更多一些。对岸的肖家坝是这几年才聚合的居住带，老习俗很难把新邻居招呼到一起。正月初三晚饭之后，三户邻居带着花生、糖果和小酒壶而来，围坐在何礼智家的茶炉间，家长里短地聊到半夜，算是过了个微型团年。
我还在腊月里参加了一次有趣的杀猪酒席，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从早晨7点忙碌到下午两点，共宰杀了4头家猪，太阳快下山了，四大塑料盆猪肉炖萝卜一起端上来，二十多个人像一个评审团，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谁家的猪味道更好。这种差别，我没品尝出来，只是可以确认，这是地地道道的乡村的年味儿。
聚合·分手
冬季里，河坝上居住的人们闲暇时间不少，“来，烤火”是最常听到的招呼声，就如同男人们见面总要递烟。许多人家喜欢把火盆摆在门口，家人或邻居围着一盆炭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其中自然少不了蜚短流长。妇女们烤火、聊天的同时，喜欢拿一对细针，用毛线织一种保暖鞋的鞋帮，然后与买来的橡胶鞋底缝在一起。沿街走动，到处是叽叽喳喳的声音和上下翻飞的手指，有的女人一个腊月就织了十多双，而且春暖花开也未见停歇。织鞋帮属于生活所需，却也不尽然，它多少透露出大把时光无处打发的寂寥。
丈夫务工、妻子留守的现象在河坝上极为普遍，家庭长期不完整，伤害的绝不仅是孩子的心灵，对于婚姻关系也是不小的威胁。正月十三那天，东风小客车经过母家河村，一位打扮时髦、戴着耳机用微信对话的年轻女子下了班车，被家人接上一辆橙色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沿土路开进山里。从交头接耳的乡邻那里得知，年轻女子在城里打工，这次回来要摆酒席定亲，但不是第一次，其与原配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在第一段婚姻里，先是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便在本地感情出轨，其情人正是这次定亲的男主角。
这种打工导致的情变每年都不止一例。
何家山上一位老人的女儿，在附近金矿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不久与矿上男性传出绯闻，丈夫不肯原谅她，二人抛下两个儿子，分别离家而去，孩子的母亲好几年都没有回来。
河坝上一对同居多年的准夫妻，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经常与邻里打牌，关于她与人有染的风言风语传了出去，男人回家之后开始报复，见她与其他男性闲聊、开玩笑，回家以后就会动粗。
我在乡中学体验生活期间发现，父母感情破裂导致孩子心灵的创伤，往往比留守本身严重得多，更不要说二者的叠加。一位六年级女孩的父母正在闹离婚，她平日里显得比谁都嘻嘻哈哈，当同学说了一句“你妈要走了”，女孩当即大放悲声，持续了足足20分钟。
打工而生情变的例子一多起来，夫妻间的猜忌跟着泛滥。在留守女性看来，假如外出务工的丈夫没有带回多少钱，就是感情出轨的证据。出门的丈夫也无法安心，一个在工地打工的青年告诉我，工程队里有的人天天给妻子打电话，察看对方状况，“可是有什么用呢？”
春节的短时间团聚，对于有矛盾的夫妻是微妙的契机，有的因为相聚而亲情加持，也有的相见之后反而引爆冲突。假期是家长里短最有市场的时候，一些男人刚过完年就赶紧卷起行李，出门找活儿——受不了四处飘散的闲话。某位村民告诉我：“有时与别的村、别的乡的人遇到，他说你们那里谁谁谁不检点吧，我马上说你们那里的谁谁谁‘偷人’了吧。”对于许多保守的村民而言，亲人出轨的道德压力是巨大的，曾有男子承受不住乡邻对其妻子出轨的议论，喝农药自杀了。
一位村委会成员发出这样的疑问：感情问题越来越多，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何明德老人则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无法无天。
传续·消亡
腊月的一天，何礼东快速吃完一碗豆浆面，早早开工，他今天要把“老爷子”画完。
36岁的何礼东原本姓李，是何明富家的上门女婿，从山西的工地返乡后，他的业余画师身份就恢复了。所谓画“老爷子”，就是为失去亲人的家庭画神像，画面上神态各异的诸神仙不下20位，正当中分量最重、骑白马的将军就是“老爷子”，亦即亡故之人。按照民间说法，亲人的亡灵成为白马将军这样的神仙了，就不会化为鬼魂，活着的家人也就“安宁”了。
“都是封建迷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
画布贴在被烟熏黑的土墙上，何礼东进行着最后两道程序：先是用黑笔细细勾勒人物的眉眼，诸神形象立刻鲜活起来，然后，在盘子里调出比较干的肉红色颜料，他用笔把肉色涂到预定区域，再以舌尖把笔润湿，仔细地在人物脸上抹匀肉色。
何明德家就在旁边，这天他接到一个乡亲的电话，说是家里有人生病，要向他求符祛病。何明德是乡村里的端公，家里有好几册手抄的“符本”，什么样的病该如何向神明求医，都有对应的一套说辞。烧上三支香，燃几叠草纸（用以向神明“捎话”），他就可以念念有词地陈述病情，并请求神仙前来“降妖除魔”。
当天晚上，端公与画师围着腾腾的火苗喝起小酒，聊聊国家的土地政策，也聊聊“讲迷信”（他们确实这么称呼自己业余从事的职业）的事情。端公对白天的求符者有些不满，大意是“讲迷信”不能太草率，以为打个电话就可以，家人到底什么病征，家中盖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搞错，都应该见面详谈。画师则算起经济账——画一幅“老爷子”才收300元，至少要画3天，而且一管颜料就40元，不划算，“工地小工一天还一百多呢。”不过，既然有这个手艺，乡亲相求的时候，没法拒绝。
除了画“老爷子”神像，何礼东还画家谱，十多年前，年近九旬的师父把手艺传授给他，如今老人已经过世。何明德也曾带过几个后生，可惜他们出去打工以后忙于挣钱，失去了兴趣。春节前夕，新收的徒弟拎着一只鸡上门了，那是一个正在卫校学习医学知识的17岁青年，师徒相处的3天里，何明德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讲到很晚。对于“讲迷信”，何明德认为非常灵验，但自己不否定现代医学，卫校学生的看法则是，有存在的必要，“起码对病人和家属是一个安慰。”
还有一些乡村文化，很难再找到传承者，比如唱山歌，比如“唱书”。母云庆记得，在电灯都没有的童年，村里的长辈会在晚上给邻里“唱书”，就是用说唱的形式讲历史故事，杨家将封神榜之类的，“现在电视、手机都有了，当然没人听唱书。”
母家河所在的康南地区，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男嫁女”的习俗，百分之七八十的婚姻都是男方落户女方，改用女方姓氏。“男嫁女”沿袭了百余年，应该与隐匿在康南山峦间的一段段前尘往事不无关系。零散的史料显示，太平天国最后在四川战败后，一部分太平军且战且逃，最后隐姓埋名，落脚于这一带的大山之中。而据康县党史记载，1936年秋天，红二军十七团在同一片高山深谷间陷入绝境，未能完成长征的最后一程，就地解散。那些消失的太平军与红军，相当一部分会隐姓埋名，落地生根，康县民俗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男嫁女”始于大批太平军藏身康南，一些老人颇为肯定地说，（康县）太平乡就是因此得名。
这个春节，我听到的订婚、结婚的消息中，有女孩嫁到河南、山西的，有男女双双落户北京的，打工生活让年轻一代的择偶面开阔起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男嫁女”会成为更稀罕的事情。
何明德家的老屋，都是用黄土垒起的，兴致高的时候，他会用粉笔在外墙上写诗，其中一首还能辨认得清——
真好是真好，
时运又来了。
有吃又有穿，
宝贵真到老。
对于自己的降生之地，母家河人大多持负面评价，觉得这里不值得书写，他们总是对我说：“我的个家家（相当于“我的天啊”），北京人，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给你不少钱吧？”不过，对于打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全都给予积极评价，接近于何明德诗歌中抒发的情感。这是巨变中的故乡，没有人表达哀伤或惋惜，连母红礼也没有。母红礼是一个高中学历的小伙子，戴着眼镜，喜欢下象棋和阅读网络小说，他不大参与年轻人的那些娱乐活动，看上去略显另类。母红礼没有利用漫长假期写一篇《回乡记》，而是做好了未来的规划——过完年，不会再去相对轻松的东莞工厂，要去工地干几年重活，多挣点本钱，将来不再以打工为生。在母家河村，这样的想法很另类。
一个国家是如何破产的
作者：费雪 字数：8147
2月15日，英国伦敦，当地民众举着海报、条幅以及希腊国旗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让希腊呼吸”的集会，声援希腊民众反紧缩的斗争，支持希腊反对党左翼激进联盟Syriza以及新当选的希腊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