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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徐永昌
作者：邹金灿 字数：1286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与抗日战争相比，甲午战争持续的时间不算长，但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一直持续到徐永昌在日本的降书上签字受降那一刻，才告终结——根据降书条款，日本将霸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归还中国。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徐永昌的签字受降，其历史意义亦不言而喻。
那么，徐永昌是谁？
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位将军。出生在山西崞县，成长于大同，从军队的杂役做起，最终成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与抗日战争中各大实力人物或者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相比，徐永昌是一名不显山露水的将军，但不显山露水，不意味着贡献小。在抗战中，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从事的是幕后工作，其功劳不易为世人获知。在世人看来，他最显著的功业，是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受降。
徐永昌是一位士人。他喜读儒家经典以及史籍，从他的立身行事来看，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士君子。周公摄政而不有天下，儒家的理念是为天下培养良相，不是怂恿人去称王称霸。徐永昌在辅佐孙岳、阎锡山、蒋介石等人的过程中，尽职尽责、安分守己，出色地完成了“相”的任务。他帮孙岳带兵，一直在军中坚持唯孙岳马首是瞻；孙岳死后，他归附阎锡山，在阎锡山危难之际，出任山西省主席，旋即为阎锡山的复出而奔波，并拒绝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他转投蒋介石麾下，更是为抗战而竭尽心力，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局已定，蒋命他去争取傅作义，明知此事必不成，他仍抱病前往，“知其不可而为之”。
徐永昌又是一位军人。由“旧中国”价值观培育出来的他，碰上了民国这个“新中国”。在那个传统价值观剧变的年代，革命之声此起彼伏，各地豪强引兵自重，时有龃龉。徐永昌逆新风气而行，自解兵权，不专属任何一个派系，为国家利益奔走，而各派系的首脑居然也信任他。这样一个没有“实力”的军人，在动乱的年代，尽了守家卫国的责任，可谓功德圆满。
各派首脑礼敬徐永昌，或者还是因为他们也跟徐永昌一样，都是最后一批“旧中国”的人。1959年，徐永昌在台湾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怆怀良辅”，阎锡山的挽联写有“事人忠而律己严”，白崇禧送来的挽联则是“出总师干，入掌机枢，晚岁更荩劳，历危夷而一贯；行由正路，居处安宅，平生惟谨慎，淬德业以常新”。这些都是“旧中国”的话语，把它们移用到诸葛亮身上，也一样合适。
前贤作史、读史，着眼于世运兴衰。从徐永昌身上，我们依稀感觉到“旧中国”的衰，看到“新中国”的兴。但“新”和“旧”并非冰炭不相容的两样东西。在今天这个更加“新”的世界里，一样需要“旧”的人，而“旧”的人也一样需要与“新”的世界相融。徐永昌立身的精神、行事的方法，依然值得我们玩味。
徐永昌 士人与将军
作者：邹金灿 字数：16678
千秋万岁名
徐永昌，这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签名。
1945年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东京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在58岁之年，徐永昌登上了人生最高点，留下了千秋万岁名。
这一天的早上，由中国代表团最先出发，登上了美国密苏里号主力军舰。当徐永昌率领同仁从扶梯走上军舰时，军乐奏起。其后，盟国各国代表团依次登舰。
受降会场布置在军舰的甲板上。上午9时，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徐永昌站立在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的左侧。两人的身后，分别是中美两国的代表团成员。徐永昌的左边，依次是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每名团长的身后都肃立着该国代表团成员。
在他们的面前是日本代表，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在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简短讲话之后，签字开始。顺序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签字，然后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签字。接下来是盟国代表签字受降：麦克阿瑟代表盟国签字，然后是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接着是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此后依次是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代表签字受降。
二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到了现场，记录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有记者请徐永昌对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在举国欢腾之际，这番话有点不合时宜。5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胜利并没有让徐永昌开怀许久，在他心中，有着各种远忧近虑。他的同仁似乎也还没来得及为这一场胜利做好迎接的准备，在受降的前一天晚上，他的随从丢失了原先备好的用来签字的笔，他于是赶紧让内弟到东京的街上买笔，才避免了一场尴尬。
这一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说：“雪耻之日志（按：1928年济南惨案以来的日记），不下15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屈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
1928年，日军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派兵进驻济南，在济南大肆展开杀戮。从这一天起，蒋介石一直坚持写“雪耻日志”。徐永昌签字受降前两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还为了英国拒绝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而痛愤不已。
对于国民党而言，抗战胜利的确并不意味着完全雪耻，因为新耻已经纷至沓来，比如英国不归还香港、苏军盘踞中国东北，这些既困扰蒋介石，也萦绕在徐永昌的心头。9月3日，中国代表团的同仁准备在东京设宴畅饮，并将这视作“痛饮黄龙”。徐永昌极力劝止，事情没有做成，同仁对此心有遗憾。
徐永昌在日记里说：“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尽人情者。”
蒋介石：“他很爱国”
1936年10月21日，杭州西泠印社，这一日阳光充足，徐永昌与蒋介石晒着太阳，畅谈时局。趁蒋介石心情畅快时，徐永昌又开始美言北方将领起来：“东北军未必通共，不要自疑。阎先生精勤稳练，苟以国事属之，尤能顾全大局。整个经济问题，若能与阎先生商一新经济长策，或较求之外国人为妥当。”
类似这种“调停”的一幕，对于徐永昌而言，绝对不会陌生。他一生中很大一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处理这种事情上。
蒋介石显然为这一番恳切的话动容，“将来选举正副总统，阎先生必居其一。”最后他问，自己接下来准备到西北走一趟，“我先去山西还是陕西？”
徐永昌建议蒋先去陕西，“一则以安抗日战线后方，一则以抚慰东北军，俾与中央一德一心，尤为急要。”
对于这个建议，蒋介石采纳了。但两人都想不到——应该说世人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是震动中国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起来了。尽管如此，事变解决之后，蒋介石仍对徐永昌信任不减。
蒋、徐的结缘，是在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来到北京，向熟谙北方局势的徐永昌询问情况。徐告诉蒋，戴季陶来到北方，仍然说“你看，这皇宫黄琉璃瓦，一切东西，不但是汉人的血汗，亦是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这种言论在辛亥前还算是为了推翻清廷而发，但现在既然已经宣布五族共和，说话就需要顾人心，过了河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第二是要定都北京，因为中国的外患在北方，如果非要定都南京，那么应该把军事学校设在北京，因为中国的内忧也在北方，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可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发生联系，融洽感情，有利于国家。
对于这些建议，蒋介石都点头称善。多年以后，蒋介石向人这样评价徐永昌：“他很爱国。”
欣赏徐永昌的，还有阎锡山。
在军阀混战时期，徐永昌主要协助孙岳建军，孙岳多病，徐永昌代为带领国民第三军。徐治军严格，早年在定州练兵时，为了避免骚扰百姓，就规定士卒不得去听戏，犯者立即革除。在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他三次拒绝攻打家乡山西。对此，山西“掌门人”阎锡山闻风而敬，想将这位山西老乡罗致麾下，托人捎话给他，“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
这句话击中了徐永昌。徐永昌好读书，尤嗜儒家经典以及历朝史籍。他年少时即读《左传》，从军后长年请秘书、清末翰林王震昌为他讲论经史，探究古今成败得失之机。即使抗战时事务繁忙，仍不中断此事，认为是人生一乐。在国共内战时，他的身体状况已极差，仍听夫人为他读《礼记·曲礼》。这种知识结构，打造了这个有士人之风的军人。士人重“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最高，阎锡山这句话，从“立德”的高度赞美徐永昌，以期达到拉拢的目的。
事实上，徐永昌也对这句话作了报答。抗战时，徐永昌已进入中央。而阎锡山则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于阎锡山疑似降日的情报不断传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震怒，问徐永昌意见。而徐永昌尽管不满阎锡山利己之心太重，仍不断向蒋介石强调以阎锡山的人格，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劝蒋不要轻动。此外他更是飞到阎锡山处一探究竟，以消除阎、蒋间的疑虑，避免了蒋、阎在抗战期间内讧。
阎的拉拢很顺利。徐永昌率领部队归附阎锡山，并且协助其北伐。他作战勇猛，遇事镇定。1927年，北伐军开到河北望都，徐永昌赴前线督师，译电员突发奇想，请求到前线观战。到了前线后，敌阵枪声不绝，地上尘土点点，译电员吓得不敢仰视，但徐永昌策马驰骋，丝毫不受影响。回去后，徐永昌问译电员：“前线好看么？”译电员说：“司令官神勇，我可不敢再看了。”
不过，徐永昌的过人之处，还是体现在协调各种势力的关系上。在当时的要人当中，蒋介石、阎锡山等都对他信任有加。
1926年，徐永昌在山西与阎锡山初次接触，表达了自己对奉军的看法：“奉军截械入关以来，亲眼所见的是，我们国家多年以来很好的社会秩序都被他破坏了。人民受到骚扰折磨，亦是由于奉军起的，整个社会人心的希望，亦将由他们断绝。”他自称不懂得革命，但知要驱逐恶势力，像奉军这种恶势力应该要驱逐。
徐永昌对入关的奉军印象不佳。他的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记录：“譬如乘火车一定要先购票，坐人力车一定要先讲价，而奉军则一概蛮不照行。社会对之有种种歌谣，如‘妈的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奉军所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