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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洪振快）
徐铸成当卧底
作者：贺越明 字数：4434
在1957年夏季展开的反右斗争中，毛泽东亲自撰写、改定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先后以《人民日报》“本报编辑部”和“社论”的名义发表，时任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在劫难逃，再三检讨仍未过关，很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报社职务撤掉，全国人大代表除名，随后与其他被划为“右派”的文教界人士一起，先去郊县农村劳动，后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束后安排至出版局工作。因他这一阶段多次汇报学习和改造的心得，被视为进步明显，于1959年9月底摘掉了“右派”帽子，是那场政治运动中落难后首批获此“殊荣”的人之一。可见，比起其他同入另册而尚未解脱者，他获得了较多的肯定和信任。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又使他此后几年除了日常的图书审读之外，还承担了一项鲜为人知的特殊工作。关于这项工作的前后经过，徐铸成在上世纪80年代“右派”问题改正后所写的自传以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从未有一语涉及。若非北京三联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了《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在那些文革时期被迫写下的交代材料中时现时隐，他的这一独特经历很可能湮没无闻。
“运动档案汇编”中最早披露这项特殊工作的文字，是徐铸成写于1968年2月7日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首先说明他在“反右”前来往较密切的友人有“大右派”沈志远、傅雷，“反动学术权威”李平心和赵超构等人，随即陈述了他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江华指派去做其中几位“思想工作”的经过：“60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破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本来，徐铸成在“反右”以后自惭形秽，愧见故人，除了沈志远之外，与那些朋友大都不再来往，但因为江华布置了这项工作，只好带着任务登门拜访。
对于这项工作的目的和方式，江华有具体的指示：“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养（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针对徐铸成产生“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的顾虑，江华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做工作。”徐铸成奉派去“量量温度”，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如何开始第一步呢？江华问徐铸成“以前和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徐如上所述举出李平心等人，于是他就叫徐先去看李。徐铸成写道：“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
据另一篇写于1969年1月22日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披露，或许是考虑到徐铸成初次从事这类工作，江华作了详细的指点：“你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好了”，“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并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于是，“我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再未去过。”徐铸成是记者出身，在上门访谈过后以对话体详细记录谈话内容，自属驾轻就熟之事，而史学家李平心极可能在茫然不觉中，被统战部通过老友掌握了思想动向尤其是对重大问题的看法。
徐铸成在文革期间的几次交代中说，按照江华的要求和布置，他以这种目的和方式接触的对象，还有翻译家傅东华、语言学家金兆梓、历史学家王造时和画家刘海粟等，而这些著名文化人不是“右派”分子，就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他写道：“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哪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江华没有再派我去做任何人的‘工作’，我也没有和这些人再接触过。”之所以写下这些交代，徐铸成是为了辩白在“右派”摘帽后与这些朋友或熟人的来往纯系奉统战部干部之命，完成组织上交办的任务。否则，他们这些“文革”时进入“牛鬼蛇神”另册中人，如若被革命群众调查发现曾经相互来往的行迹，很容易就被扣上“私下串联”和“图谋不轨”的罪名。
此外，徐铸成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参加上海市政协学习时，与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的霍锡祥在一个小组。他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中写道：“江华有时也派我了解他对时事问题的看法，我和他谈后都写了书面汇报。”显然，解放后响应中共号召从香港回来的这位市政协委员，仍然是统战部门非常关注的对象。
徐铸成的这项特殊工作，对象不光是上海本地其所熟悉的高级知识分子，《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还说：“61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浦熙修是著名女记者，原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在“反右”中被毛泽东的宏文讥刺为连接罗隆基与上海《文汇报》编辑部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宋云彬是文史学者，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与徐铸成属好友。
不过，江华向徐铸成交办的特殊工作并非都能顺利完成。比如，《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也写了吃闭门羹的事例：“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60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还有一位是《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徐铸成在另一篇《交代与一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交往关系》中说，与他“过去气味相投，常在一起应酬喝酒。57年后从无来往，只在见面时彼此问问好而已。统战部领导60年前后曾希望我做些他的工作，我说明困难，没有做”。有些什么困难呢？徐的交代材料没有说明，但似乎不难揣测。赵超构在“反右”期间检讨一番即过了关，不但没有被划成“右派”，而且在1957年6月和9月、1958年1月三次获得毛泽东的小范围接见，晤谈甚洽。令人不解的是，对被毛泽东称为“我的老朋友”的赵超构，江华同样要设法了解其内心思想，真有点草木皆兵，多此一举！何况，赵出言一向谨慎，紧跟形势，即使去交谈一番，也未必会有多大收获。这些因素，不知是否徐铸成推托此事的“困难”所在？
据徐铸成在交代材料中称，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文革”前夕戛然而止。这不难理解，既然政治局势丕变，像他这种摘帽“右派”很快又成为新的革命运动要打击的对象，而统战部门不久也陷入混乱之中，江华这类干部自身难保，谁还顾得上交付新的工作？
对这项特殊工作的直接委派人江华，徐铸成在有关交代材料中数度提及，通常称“统战部的江华”，有一处是“市政协领导我们右派改造的江华”，未曾写明他的具体职务，因而有必要在此略作补充。江华先后担任江苏省阜宁县委敌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保卫部部长、华中五地委社会部侦察科长、苏北区党委社会部保卫科长、华中行政办事处公安处侦察科科长、政保处处长，江苏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三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从他的经历看，长期在军队或地方从事情报、政治保卫工作，应在50年代中、后期从公安系统调入统战部门，改为专与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尽管工作对象有变，而职责似无多大变化。而且，为了及时、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这些人的内心，特别是他们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用上了情报刺探和搜集手段。摘去“右派”帽子不久的徐铸成，就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从上述交代材料可知，被打成“右派”的经济学家沈志远也做过这类工作。可以肯定，在江华指派下充当同样角色的高级知识分子，绝非一二人。
上述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确确实实是徐铸成在特定历史时空的非正常生存状态的一部分。读到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故此，“告密”也好，“卧底”也罢，大抵不会是这些文化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我极为赞赏《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前言”中的一段话：“只要是对作者当时身处的那种语境有所经历和了解，就不难从这些文字中觉察到共和国已经逝去的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沉痛感，也不难从这些文字中体悟到可怖的政治高压会导致多么严重的人格和思想扭曲。作者这些违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