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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后，虽然那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革命的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但手头有点钱的上海市民早已活泛起来了。每逢节假日，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乡下来采购农副产品，自然到昆山的最多，而这种新形式的“下乡”，使得昆山人和上海人皆大欢喜，一者获得便宜、新鲜和好吃的农副产品，二者赚到了上海人的钱之外，又获得了与城里人的交情。
“从这种热络开始我们的计划！”吴克铨是个特别的有心人，他要手下的干部们抓住这种机会，向上海全面出击。
于是昆山干部们有意识地动起念头了：不放过每一个上海人，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
“你们是上海老大哥，便宜点、便宜点！哈哈，以后常来，下次来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们！你们就把我们当亲戚走就是了！”昆山人用真诚和庄稼地的真货及河湖塘里的鲜鱼活蟹为自己的目的来招待上海人。
于是上海人更多地成群结队来到昆山……
东风已吹起。吴克铨开始做自己梦想的事了——
他的第一块心病还是纺织厂。想到纺织厂，吴克铨便想到了昆山籍的上海人龚兆源。
“夫妻俩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来为家乡做点事肯定愿意。”吴克铨这么想，于是有一天，住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上海市经委顾问龚兆源的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好啊，自家人不帮自家人还有啥人帮嘛？”龚老虽说已退休在家，可从来就没有一天放弃过为革命做点贡献的想法，如今听说家乡昆山要大发展，脸上心里流露的都是高兴。
“你们等等，我马上与二纺机厂的厂长严永生联系一下。”龚老办事干脆，客人还在屋里坐着时，就马上操起电话找到老部下，说要“帮帮忙”。
“龚老，这是你家乡的事，一句话：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严永生厂长爽快地答应了“昆山人”的请求。于是昆山县工业二局的顾品元没几日便与上海的严厂长联系上了。但联系上并不等于就是攀亲成功了。这个开头非常难，难就难在上海人心底里很愿意在昆山再搞个“分厂”之类的合作事宜，可一到真正操作起来时发现问题不少，而且有些事似乎越不过去。比如上海与昆山分属两个不同省市，这样的合作是不是得双方“上面部门”批准？出了问题到底让谁来裁决？是上海和江苏有关部门？还是北京的中央部门？如果有了利润又怎么个分法？假如上海得到了利润到底该不该划进总厂收入？如果不划进去分给了职工们会不会是搞资本主义走了邪道？等等，等等，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具体问题”不好解决。
吴克铨有些想不通了：这个天地里谁都在喊改革改革，可真正改革起来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真不易。
继续试试。吴克铨后来又想到了上海的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的。钱一平时任上海经济协作办副主任。经济协作办是80年代初中国各政府为了“搞活”的一个专门机构，专司对外经济合作事宜。他们兴许可以办成事。
钱一平不愧是“昆山老乡”，对吴克铨的想法很赞赏，表示一定“为家乡建设出份力”。
再说龚兆源，第一次为家乡攀亲没成，仍然信心很足，亲自带着吴克铨去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为昆山的纺织厂解决切片。金山石化总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里的管理层思想解放得早，加上龚兆源老领导的面子，便同意跟昆山签订300吨切片的业务。钱一平得知这事后，对吴克铨说：“300吨肯定不赚钱！老吴，这事不能这么干！你们不懂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干就是不够意思了！”钱一平很有些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惭愧与愤忿，“我去找他们。”
“300吨当然只能开伙罢了。”钱一平找到上海的一个厂长批评一通后，那厂长向他坦露了真情。
“既然要帮人家就得让人家做得起来，有钱可赚。再加300吨备用设备行不行？”钱一平瞅准机会问那厂长。“你是领导，我敢不听吗？”厂长笑了，说。
吴克铨大喜，瞅准机会给钱一平副主任“加热”戴高帽，于是最后一下弄到了1000吨。哈哈，1000吨就有饭吃了！吴克铨喜上眉头，随后又跟着龚兆源学起“地下工作”——这回他们是专门对付那些当时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条框框。
第一次攀亲的过程十分艰难而曲折，几乎是在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中进行的。这年12月3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化总厂涤沦一厂和昆山工业局正式签订了一份叫做“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厂的协议”。
读者读着这个奇怪的协议名称难免会感到好笑，但当时这个上海与昆山之间的第一个协作协议则富有深意。一者不叫联营也不叫合办，而是叫协作；二是实验两字很讲究，既可退又可进；三是工厂最微妙，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双方就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实验性的工场，它不算正式厂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当时这样的联营办厂阻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分属两个不同省市之间的、大城市与乡下人之间的联营办厂，也好比是大国营企业与乡镇小厂之间的合作办厂，谁敢承担责任？没有。弄不好我们这些具体主张做这件事的人都可能因此吃大苦头。所以为了双方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搞了个这样的协议。”吴克铨说起这份协议，苦笑道，“那个时候办成一件事非常难。”
凡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那个时候有些事你弄不明白该如何办。双方协议签订后，得有上级单位批准吧？昆山方面跑到苏州。苏州告诉他们：上海是省级城市，我批昆山县的企业可以，上海那一方我们哪有权批呢？跑南京，南京告诉他们：江苏还没有跨省的协作办厂先例，再说你们这个叫什么“工场”，工场算什么呀，我们省里没有批过啥工场一类的企业嘛！昆山回答说，工场就是工厂的意思。南京方面的嗓门更大了：你们跟上海合作办工厂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我们怎么好批你们呀！再说，我们即使批了你们，可你们是与上海合作办的厂，我们江苏怎么有权批与人家上海办的企业嘛！
南京方面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吴克铨他们请上海方面找有关部门审批。上海有关部门一听就瞪圆了眼睛：好哇，你们上海人不为上海人办事，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厂？怎么，想当汉奸咋的？再说，即使我批了你们，可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北京部里的计划呀！乱弹琴。
一大圈走过后，吴克铨和包括龚兆源、钱一平在内的昆山人好不懊丧。简单一句话：自由恋爱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同居过日子呀！不少昆山人开始退缩了，但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大机关呆过的吴克铨说：上海、南京办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办不成。我上北京去！
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县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多次北上，到纺织工业部找熟人、找关系，从处长、到司长，再到部长，一层层地找……最后这桩“婚事”总算在两年后正式拿到“结婚证书”。
“这个厂是由上海的宝山、金山和我们昆山‘三座山’共同建起来的，我戏称它为‘三山厂’。那时候，办联合企业真就像登山那么难，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绝对不是件容易事，不像现在开放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像走亲戚，80年代初，我们的这种区域合作确实像地下工作一样。讲个真实的事：几年后，我们昆山撤县建市，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可我们自己的江苏省方面才来了一位副秘书长。那次会上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昆山已经划归上海了？我笑言：弄不好真有可能。可见，发展区域经济的历程也像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在初始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与复杂的社会背景。昆山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成为中国‘百县之首’，创新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动力源。”吴克铨总结昆山经验时说。
在迈开与上海的“联姻”之时，吴克铨也顺利地当上了县长。通过与上海攀亲所完成的第一桩婚事——纺织厂的成功和儿童印刷厂、水泥厂等单位的实践结果，这时候的吴克铨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假如找到一种依托，寻找出一条适合昆山实际发展经济的路子，有可能大有作为的。
于是吴克铨与县委书记蔡长林等班子成员一起，开始谋划起一个真正让昆山腾飞的宏伟蓝图——在昆山建一批五百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一点五亿元的经济开发区，“我们就是要建像蛇口一样的开发区。”这一年吴克铨专门跑到广东的蛇口考察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强烈的内心冲击，暗暗发誓也要在自己的家乡建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经济开发区。
国务院当时批准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建设经济开发区，小昆山没有这种待遇，有人戏言吴克铨是“鲤鱼想翻船”——等于白日做梦。
“我就是要在白日里做梦，而且这个梦非做成不可！”吴克铨表面上看起来很文弱，意志却特别坚强。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自己的观点，也给属下增强了信心。
从此，昆山这片土地开始风起云涌……
第02章 “自费”的历程
“要发展，靠上海。”这话是吴克铨喊出来的，后来成为了昆山百姓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在与上海攀亲的过程中，昆山人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苦头。甜头是人家送来的，苦头应当说是自己找的。你想，有上海人答应到你昆山来办厂，这本来已经是“阿拉上海人”给足你昆山人面子了，哪知穿着皮鞋下来的上海“阿拉”竟然要赤着脚走几个小时的路还到不了目的地，“这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还想办厂？别拿阿拉开玩笑好伐！”有几个上海人到周庄看厂址，竟然走了6个小时还没到地方，说啥第二次也不想来了。
这么个干法不行，得有块像样的地方好让人家来得方便、看得舒心嘛！吴克铨把自己的想法在县常委会议上亮了出来。“是个好办法。要不人家一看我们穷昆山，哪还有兴趣来办厂嘛！”班子成员意见非常一致。
哪个地方能够划块地出来呢？吴克铨与县政府的几位副手发现老县城的东边有块地可以利用。这块地上，过去在60年代还曾经办过一个“红旗工业区”，由于当时觉得远离县城，职工上下班不方便，更主要的是那时办所谓的工业区条件不具备，所以荒废在那里。
“该让沉睡的红旗区苏醒了！”看过这片土地后的吴克铨那一天心情格外激动。凭着他对工业经济的熟悉，吴克铨一眼就看出这块废弃的工业区其实是块非常难得的新工业开发区的好地址。一是它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