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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担忧得不无道理。但干部之间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统一、不协调才是要命的。城市建设如何搞，是大上快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因地制宜地上，各说各的理，到底谁的正确，似乎一时分不出胜负。于是挖马路成了程浩断送在三亚工作前程的一次“命运悲怆曲”。
1988年11月，三亚市升格后的首届领导班子大调整。市委书记李国荣和二把手程浩同时被免职，李国荣到了海口，程浩回到了广东。新来的人就是刘名启，这回他是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
刘名启被任命之时，正值王震同志到三亚视察。三天后，老将军走了，刘名启走出办公室，下乡去了。市委办公室负责人急忙说：刘书记，您下乡得派个秘书，您看谁合适？刘名启一愣：秘书？我从来没有过秘书呀！办公室负责人笑了，说你过去是县委书记，现在你是市委书记兼市长，官大了，工作忙了，得有个秘书跟着。刘名启淡然一笑，说：算了，我还是老习惯，不用配秘书。
市委书记不配秘书，成为刘名启时代的三亚的一种作风，所以其他市领导也都没有秘书。“任职时，省委领导陪着我从海口出发，摇摇晃晃走了近一天时间，一路上我感觉越走越远，怎么三亚那么偏呀？再看看当时的三亚，确实很落后，街不像街，城更不像城了，当时的三亚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广东中山、东莞的一个乡镇的水平。我任职后马上下乡，一方面我过去是当县委书记出身的，抓农业和农村工作比较在行，另一方面当时三亚的羊栏镇刚出了件事，是民族纠纷的事。我头天到了崖城，这个文化古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即与镇政府领导和市政府有关同志商议了如何保护古城的思路。但是头天又碰到一件事，我看到当地干部在一条河上筑坝。这河是灌溉河，筑坝是为了发电。发电固然是需要的，可筑坝后影响了灌溉可是件大事。听崖城的同志讲，这里是三亚主要的粮食和蔬菜基地，农民们种粮种菜如果缺了灌溉，不等于断了生路嘛！我一看觉得这筑坝有问题，就对当地的那个书记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问我啥事，我说我要问问你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经过专家论证没有。那个书记有些不高兴了，说：我们啥都准备好了，你刘书记只要来给我们剪彩就行了。我缓和地对他说，没关系，剪彩晚几天没事，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的意见再说。第二天我把懂行的几个搞水利的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也把负责筑坝的那个书记请来了，结果大家一议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的事，技术人员们一片反对声。这件事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三亚在当时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对待农业万万不可违反科学规律。”刘名启对出任三亚领导初期的每一件事记忆犹新。
“另一件事就是羊栏镇的治安。这里的闹事，是海南建省后第一件直捅到中央的大事，发生在我们三亚，我们自然很没有面子，必须着手狠抓。三亚地理特殊，历史上就是经常有敌特活动的地方，社会背景复杂，加上一些民族矛盾，社会治安是件大事，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三亚的发展。我调查的结果发现：主要还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村与村之间出现纠纷，最后把事态扩大化，造成恶劣影响，归根到底，查其事发的原因时，发现都是因为一些经济利益，老百姓被个别坏人挑拨，所以出现了聚众滋事。这也是三亚历史上的老问题。由此我更感到肩上的责任。同时，还发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这里的警力不足。几万人的一个辖区，只有5名警察，其中3人还住在城里，加上平时有个把人生病什么的，真正值班的经常只有一个警察，这对社会治安比较复杂的地方显然是个问题。我调研后，即向公安局负责人提出，是否应该增加警力，包括对重点地区的派出所提升级别，扩大编制？我的意见及时得到了公安部门的认可，很快这里的派出所扩大了编制，达到了15个警力。同时对警察加强了责任制，又通过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结果我在三亚任职的5年间，羊栏镇就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治安问题。”
不知是因为时间久远了还是刘名启同志有意不想提1998年9月，在他亲自布置和带领下曾经在羊栏镇地区开展的一场大快人心的“扫黑”活动。然而我在“三亚历史大事记”里仍看到了这样一项记录：“1998年9月25日，中共三亚市委、市政府组织公安干警和党政干部394人，到羊栏镇地区开展打击贩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的行动，缴获各种枪支508支、子弹633发、组装火炮3门、军用手榴弹19枚。”
这是1998年啊，一个小小的三亚羊栏小镇，竟然一下子缴获这么多枪支弹药和军用武器，可想而知三亚除黑之前的复杂形势与社会治安。
三亚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除了一些历史原因外，还增添了许多新的矛盾，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形势并不乐观。首先是治安，除了本地的一些历史原因外，海南省刚成立，凡当时去过海南的人都见过那股“海南淘金风”，着实吓人。那时仿佛谁只要到海南，就能发大财，结果数十万人一下子拥到了海口和三亚等城市，尤其是海口。想发大财、想干大事的人哪里知道，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方面确实需要大量人才，可另一方面海南是个孤岛，不像深圳那样在初期就有那么多外商外资企业和各种资本涌入，可以消化人才，有财可发。海南当时还是个农业社会，没有工业和商业，那些辞职和离家远赴海南的淘金者，来到海南后不久就发现：除了花自己身上的钱外，再也难找赚钱的机会，甚至连起码的工作都难找到，碍于面子，他们既不愿从琼州海峡上往回走，又不想丢弃海南可能的发财机会，于是只得就地“战斗”。一时间，大学生变成了乞丐、博士变成了算命先生，女孩子沦落成卖身卖情的烟花女，充斥海南各个角落。三亚是海南第二大市，又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这样的风潮自然而然波及并猖獗泛滥，藏污纳垢的地方也不少。于是社会治安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事情一多，加上有几个记者特地跑到三亚经过明察暗访后那么一报道，好家伙，三亚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嫖娼卖身的大营地。如此名声，传到中南海，领导们一层层指示下来，海南和三亚的领导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刘名启同班子成员不得不腾出精力整治社会治安，将那些有碍三亚形象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进行清理、扫除。
其实，三亚改观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思想和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认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亚建设好！
1989年的中国，经历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历史性的风波。新生的三亚市在这场历史性的大风波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在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叶斌、王明刚、刘明哲、曾广河、符桂花、刘承宝等中共三亚市委常委同志的带领下，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围绕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使百业待兴的三亚沿着正确的道路，乘风破浪地前进。
当年的8月和9月，三亚相继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党员和人民宣布了近期与远期的三亚发展蓝图。全市上下的干劲被鼓得足足的。
上苍仿佛有意要考验新三亚。党代会和人代会刚刚闭幕，一场持续登陆24小时的台风和暴风雨袭击了三亚，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羊栏等地的灾情异常严重。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等市委领导带领干部冲锋在前，与广大群众一起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事后，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刘名启等市领导带头在水中参与抢险救灾战斗的影像资料片后，深为感动，说三亚的干部和群众是经得起考验的，新三亚建设大有希望。
是的，三亚的希望在于有一群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开拓进取和下决心干好工作的干部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只有把三亚建设得更加美丽，才能对得起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对三亚的期待。
作为那个时期三亚领航人的刘名启，他比谁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压力和责任。“江泽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两次到三亚视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泽民同志都单独接见我和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对三亚每次都有重要和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好好保护这块地方，要把三亚建设成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游客喜爱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江泽民同志自己对三亚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感到压力是自然的事，因为党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担子交给了我和三亚的同志。我们只有把它建设好的理由，而无别的其他选择。”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对当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嘱托，记忆犹新。
建设好三亚，是几代中国领袖的情结，三亚人没有理由在这种崇高的责任面前不思进取、不思作为、不思创新与辉煌！
条件落后，基础差，是三亚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
衣食住行是基础之基础，现代化的三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些日子里，外界也许并没有感觉到三亚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三亚人的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刘名启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利用学习期间，几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领导，请求他们支持我们搞水库。三亚过去有些水库，但坝基太低，设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亚建市后，城市用水和农村灌溉发生矛盾。我们又穷，没钱修整旧水库，更没能力兴修新水库，只能求助于国家。水利部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三亚的具体情况，省里也很关心，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就筹集了上亿资金，不仅在东边搞了个赤田水库，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库，既满足了城市供水，又解决了农业灌溉。”刘名启和陈人忠都记得这两个水库对当时稳定三亚人心和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刘名启同志还没来之前，我们搞了个‘420’工程，就是对420米的三亚市内的主干道进行改造，后来又按照新规划搞了个‘1350’工程，即改建扩建从潮见桥至大东海的路面。同时又将作为东线高速公路独段的路面加宽至40米。1990年，又进行了西河西路建设工程。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对当时三亚改变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亚百姓对树立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信心不断增强。”
“这建设，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们手里没钱呀！不像现在一年的财政十亿八亿的，那时全市的财政才几千万，够什么用？连修一条路的钱都不够！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是穷办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