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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更多、更好的航线和航班时刻资源，成为各航空公司不约而同的目标。
连沾亲带故的国有航空都如此竞争，则像凡是航空公司这样的私营航空公司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也难怪有人敢在这个时候使绊子，估计就是借着这一次的机会，想要试探一下范无病的反应了。
范无病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觉得这一次的事情并不简单，很有可能还是关于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观念冲突所造成的一次实战。
最近有消息出来表明，很有可能在近期会打开国内民航业垄断的大门，民营资本涌进民航业，已经不可阻挡，卡住的民营航空业的各色隐性关卡将会相继倒下，但是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各地饱和的时刻资源成为最现实的制约。
不能与大型航空公司争优质时刻，民营航空只有转向低价策略，密集推出降价活动，但是这些举措很显然就会被国有背景的同行们集体抵制，甚至会出现售票系统被封杀的恶劣局面，但这种低价策略一直并不被业内看好，认为那不是长久之计。
热门航线的黄金时刻被国有大型航空公司牢牢把控，金融机构对民营航空的扶持力度又小，又没有公平的政策环境，使得民营航空步履维艰。
虽然各种所有制的航空公司在终端竞争激烈，其实大部分业务仍在市场之外。
过于稀缺的资源和过于集中的审批，让那些本该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的航空公司将市场营销的对象放在了民航局，这个可以决定一个航空公司生死的国家部门。
据范氏航空公司的高管对范无病解释说，在首都机场要获得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一个黄金航班时刻的价格在千万元以上。
有的航空公司则是给房给车，花出去的成本则在公司账上被记为招待费，拿集体的钱给集体牟利益，这在航空公司内部，是名正言顺的。而所有的腐败成本，最后都会进入机票价格，由全体消费者买单，致使国内机票价格仍然位于世界高位水平。
“腐败的民航总局——”范无病说道，但是他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民航总局是属于集体腐败了，但是这个腐败的集体后面的受益者是谁，还很难说清楚。在没有弄清楚状况之前，范无病肯定不会大举出手，找不到对方的死穴，他也不会贸然出手，这也是范无病一向所坚持的原则。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缓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国内曾试行把同一商品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是价格双轨。
这种价格双轨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推动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
但另一方面，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这就给了一些官员与不法之徒大量的寻租空间，于是，有官员将计划内商品卖给黑市，从中赚取差价，中国的倒爷经济由此拉开序幕，并催生出中国第一批权贵资本。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价格双轨制逐渐消失，不再具有合法性。然而，改头换面的价格双轨制却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方面。
除了航线时刻审批，民航的另外一个寻租黑洞便是由集中的时刻审批而衍生出来的包机业务。
要想经营某条航线，唯一的途径就是报批。包机公司看中了某条航线，需要先向相应的地区管理局报批，再由民航局审批。先拿到航线经营权，再申请航班时刻，此后再转让给其他航空公司。
在一系列的审批和转让过程中，铸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早年间，包机业务红火时，一些公司直接将一些热门航线的包机承包下来，随后卖给旅行社。以北京飞三亚为例，如果包一架737飞机，包机费用在二三十万元，中间商的利润多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国内最早一批从事民航包机业务的商人，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涉足航空包机业务的，以销售机票起家的他们，后来有人还成立了航空公司，并逐渐在民航业内积累了深厚的人脉。
这些人实际上并不从事航运业务，只是通过贿赂民航的一些领导，获得他们掌握的首都机场始发航线航班时刻，然后再将其中部分时刻倒手卖给南航，空手套白狼。
“你去申请时刻，管理局会拿出时刻表告诉你，都排满了。”一位范氏航空公司的高层有些无奈地对范无病说道，“但是如果这时候你去找关系更铁的中间人或者包机商，也许被藏起来的航线和时刻就都又有了。现实中的情况，就是如此。”
比如说在九十年代，那时是以俄罗斯外贸著称的黄金年代，在那个时候，国内的飞机飞到俄罗斯过海关很麻烦，但如果是俄方包机往往就会被灰色清关。
只要你手里有货、有飞机，那么只需要打通最后一道阻碍就可以畅通无阻，这就是航线经营权和航班时刻，而这些资源恰恰掌握在民航局运输司的手中。
很显然，从多年之前开始，在民航业中，行政力量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价格扭曲的背后，就是利益分配的扭曲。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章 蛇有蛇道儿
也有人说，在一场场灰色的交易中，本该居于关键地位的机场却被边缘化了。
“机场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无法根据自己的运营发展需要引进航空公司，合理分配时刻资源。”磐石机场的高管表示，磐石机场一直想争夺航班时刻话语权，并说，“机场不是突然有这种想法的，航班时刻一直都是各机场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机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非航空业务收入，比如机场服务费等。众所周知，机场费是按旅客人数收取，对于机场来说，有更多的时刻就有更多的航班运营，这样才有更多的收入，所以航班时刻对机场来说非常重要。但目前在时刻的分配机制中，机场被完全排除在外了，这是不合理的。”
范无病点了点头，表示了解。
其实自己投资了这么多钱来搞机场建设，到头来居然还要听别人指挥，确实很有问题，应该把这个规矩改了才是，机场方面制定的时刻和航线，最多报备一下就行了，完全没有听从别人的指手画脚。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系列的腐败案件中，机场腐败案甚至不具备民航特色，就如同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是因为涉嫌在安保设备采购中违规操作被双规的。
民航局副局长曾受同学之托，向负责首都机场安保设备招标的副总打招呼，请其对以色列一家公司给予关照。
随后，这位副总没有履行正常的招标流程，就采购了以色列公司生产的安保设备，其中一部分设备曾计划用于防爆工作，传说还在被调查中的大连国际机场总经理的问题也是与建设工程有关，而这些是各个行业的共性，并不具备民航业特征。
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会说机场是被排除于民航业权利圈子之外了。
繁忙机场航班起降时刻资源的稀缺并不是只有中国存在，而是世界性现象。
多年来，为保障航空公司运作的稳定性，国际上通行祖父条款，容许航空公司世袭航班时刻。西方航空当局注意到祖父条款对于后起航空公司公平竞争的损害，通常规定在航班时刻有限制的机场，要将新增的时刻优先分配给新航空公司和新开航线，而不是优先给予基地航空公司。
而在国内，则完全不考虑到竞争和垄断的问题，只是谁出钱贿赂自己，就把航线和时刻有限分配给谁，这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行业腐败了。
民航部门的资金高度密集和成长空间大，使得民航产生腐败的机会更多、风险更大、后果更严重。民航近来发生的腐败案件，九成以上都是发生在财务、投资、工程建设、物资设备采购等领域。而乱投资、乱拆借、乱担保和小金库问题也非常突出。
事实上，这些仅仅是民航业产生普遍的腐败的表面原因。
民航业腐败案几乎都是权力寻租案，中国民航业过多的审批机制，带来了寻租空间。由于设立新公司、引进新器材、开通新航线、调整时刻甚至飞机在机场过夜等所有业务决定，事无巨细都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随之而来的，是无所不在的权钱交易。
比如，要想经营某条航线，唯一的途径就是报批。包机公司看中了某条航线，需要先向相应的地区管理局报批，再由民航局审批。先拿到航线经营权，再申请航班时刻，此后再转让给其他航空公司。
在一系列的审批和转让过程中，铸造了巨大的权利黑洞，多位民航系统高管的落马都与包机业务有关。
再比如引进飞机，按照程序，所有的机场规划建设和航空公司购买飞机都需要上报民航局，民航局审批之后又要上报到国家发改委。
其中，具体采购多少架飞机，什么飞机，每家航空公司分多少架飞机，各个审批环节都至关重要。在政府机场建设资金和年度飞机引进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审批不仅意味着项目能否成行，还意味着可否获得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
除了政府部门，垄断性质的机场也有权，连号称市场化的国有控股航空公司也有权。权力无处不在，看似环环相扣，事实上为寻租制造了大量漏洞。
现在改革尚未开始，但是民航总局已经放出风来，说将来国内所有城市、所有航线都不再需要航空公司向民航总局申请审批，只需向总局报告备案。
当然，事情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
民航业虽然对安全要求很高，资金流大，技术性强，但是从根本上说，从市场商业性质划分，民航业与街角的小卖店是同类的，都属零售服务业。
因此，民航业需要简化审批程序，公开透明自己的工作程序，并且一视同仁，打破垄断，真正向民营经济开放，引入真正的竞争制度，如此才能根除民航业内普遍腐败的土壤，还利于民。
但事实上，民航业在监管方面的漏洞远不止此，日前已经被关注的航班时刻腐败黑洞、包机黑洞、航线寻租黑洞只是偌大黑洞中的一角，真正的民航灰色产业链还在持续活跃地运行。
“这么说吧，我一直没有发现在民航业内有什么事情是透明的，不管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申请包机、取得航班时刻、申请航线这样的大事，还是取得代理权这样的小事，没有一个环节的办事程序是公开的，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标准。”范氏航空公司的一位高管不无抱怨地表示，尽管这种不透明的行业环境给了他这样的人很大的机会，但身处其中，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举个例子，谁都知道民航业内有很多家代理公司，每家代理公司都是依靠从各个航空公司那里取得销售佣金盈利。这一点本身无可厚非，大部分行业的销售渠道也都是如此，但关键是，航空业的销售佣金提成极其不透明，提成比例基本上视代理企业和航空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关系而定，这中间考验的就是代理企业的人脉关系和公关能力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一些航空公司的销售部门习惯于徇私舞弊，有一些基本没什么资质的人混进了代理团队，这看起来无关紧要，但航空销售环节的基础数据信息就可能因此而变得不可控。
公众都知道，国家民航局一直致力于要建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