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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突然被移交给国民党军事当局。
国民党强烈要求“引渡”牛兰夫妇源于另一突发事件——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的叛变。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转经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在上海由牛兰将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此举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4月26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指联络站），其负责人是德国人，绰号“牛轧糖”（Nougat）。同年6月上旬，牛兰获悉中共特科负责人变节的消息，马上通知联络站的三名苏联工作人员，携带机密文件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上海，而牛兰则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静观事态发展。当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认定牛兰就是顾顺章所说的“中国联络站”负责人，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以求一举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倡导人蔡特金曾出任该组织的主席。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证实是苏联间谍，也有消息说牛兰夫妇已被秘密处决。共产国际综合各种情报后认为：牛兰夫妇并未暴露真实身份，仍被关押在南京某监狱中。
1932年元旦刚过，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中，将方文、史沫特莱等人召集在一起，研究援救牛兰夫妇的办法。
佐尔格先介绍了一下目前掌握的情况：“牛兰夫妇被捕后，在南京路49号公寓的房间（秘密联络点）里查出三个铁箱子，箱中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泛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上海支会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使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第一次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情况。他们被捕原因是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为此，共产国际准备发动全世界范围的抗议运动，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
史沫特莱当即表示，她要动员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发宣言、提抗议。
随后，佐尔格又进一步分析道：“蒋介石接到抗议后，肯定会狡辩说，牛兰夫妇是在上海外国租界被捕的，国民政府对此案一无所知。因此，确切查找牛兰夫妇的关押地，成了我们情报系统的重要任务。只有掌握了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的确凿证据，国际进步力量才有和国民政府交涉、斗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的秘密侦察工作，就是这次国际斗争的前奏曲。只有前奏曲作得出色，才能引出主题歌。一句话，没有我们的秘密侦察，这次国际反蒋斗争就不能发动。前一段是秘密斗争，后一段是公开斗争。”
最后大家商定，由史沫特莱负责抗议斗争的准备工作，由方文负责侦查牛兰夫妇的下落。
第二天，方文找到了柳忆遥。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CC派，确切的说是陈立夫管辖的中统手里，而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许多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方文希望他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出线索。
柳忆遥欣然接受了这项新任务。他笑着表示：“国民党特务势力都在咱浙江人手里，这种关系不难找到，你等我的信吧。”
两天以后，柳忆遥便来告诉方文，他有一个可靠的亲戚，认识CC派的张冲。
方文得到这消息如获至宝，因为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是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经过进一步打探，证实张冲不仅知道牛兰夫妇被押在南京，而且此案正好由张冲主管。
佐尔格听取了方文的汇报后，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只满足于这点信息还不够。因为国际进步势力不能只凭情报小组的口头情报去声讨蒋介石。最好能有一些确凿的文字材料，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才能证明牛兰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的抗议活动。”
方文认为佐尔格的要求过高，要冒巨大的危险。中统大特务如此做，不啻于为自己制造了“暗通共党”的罪证，他认为张冲未必敢为共产党冒这个险。
佐尔格却满有信心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张顺章，马顺章么？只要我们方法对头，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
方文觉得佐尔格说的有理，于是，再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柳忆遥。
柳忆遥接到任务后，并未觉得有多冒险，反而认为可以一试。
又过了两天，得到了张冲的回答：手迹可以送出，但代价是二万元。
后来才知道，二万元是指二万美金。这样的价格真是高得吓死人。别说佐尔格拿不出来，就是“蔡老板”一时也筹不到这么大一笔款子。
佐尔格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照价付款，但需先交字条，后付款。
为此，情报小组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方文认为：“二万美金是多么大的一笔钱，能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现在毫不痛惜地将这笔巨款送给国民党特务，未免太不爱惜革命财产了！”他坚决不同意浪费这样大的一笔钱买一张小小的字条。
佐尔格则认为：“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拒绝我们的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既有了牛兰的字条，又等于我们已收买张冲为我方的情报员。我们手里有了这个把柄，他就不能不为我们工作。”最后，佐尔格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钱重要，还是牛兰的生命重要？舍不得钱，就得不到证据。你必须认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钱计算。”
佐尔格说服了方文。下一步就是如何筹集这笔巨款。
万般无奈下，佐尔格只好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牛兰夫妇的进展情况，要求组织上火速送来两万美金，用以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资金。
莫斯科中央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尔滨有一处共产国际远东地区的秘密联络站，确切地说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秘密机关，所有往返中国的情报人员，都必须在此报到，转接关系。负责人是位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巨款的任务就交给他来完成。
为了安全起见，西伯勒尔将薄薄的钞票捆儿分散地放在各个口袋和一条专门缝制的贴身腰带里。可以说西伯勒尔浑身都是钱。
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此人，便是后来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
布劳恩受共产国际（实际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委派，前往东北进行对日情报侦察工作。由于伪满洲国成立，日伪加强了对抗日武装的“讨伐”，布劳恩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辗转到哈尔滨，在西伯勒尔的联络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由于布劳恩到东北后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上级严厉地批评了他，为此布劳恩在哈尔滨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如今，他听说西伯勒尔要去上海，强烈要求和西伯勒尔同行。西伯勒尔考虑，两个人上路能互相照顾一下，便答应了布劳恩的要求。
两人坐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在傍晚时分到达新京（长春）。第二天，火车继续南驶，到达大连后，两人换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上海。
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位，布劳恩不知道送钱一事）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
西伯勒尔返回了东北，而布劳恩则滞留上海不归。尽管共产国际对布劳恩此举十分不满，但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阿瑟·尤尔特却替布劳恩说了不少好话。不久，布劳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万美金，方文便遣柳忆遥前去交易。很快柳忆遥把一个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外国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认识俄文，难辨真假，只好尽快交给了佐尔格。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望速付对方。”
货款交给对方后，国际进步势力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却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横加阻挠。所有这一切由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的连续报道很快传播全球，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审判。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醒目标题。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虽然当时有几家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