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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日召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日本陆军混过一个时期，于1909年辞去军职来到中国，成了一名日本浪人。井上纠集大批亡命之徒、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血盟团”，专门从事对中国的侦察破坏活动。1929年，井上来到上海，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开设“通原洋行”，以开展中日贸易作掩护，从日本国内招集一批法西斯特务分子为骨干，收买一批汉奸为爪牙，进行刺探政治、军事情报和从事破坏活动。“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井上指挥手下在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一系列的绑架、暗杀、破坏事件，是个极其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井上公馆内部有两个翻译，其中一个叫丁雷声，上海浦东人，约三十多岁。他本是日本人，幼年时被一个旅日华桥收养，改入中国籍，精通日语和英语。川合定吉五年前在报社当记者时就与他相识。这回，他想了解在沪日侨的动向，便托丁雷声带他到井上公馆来看一看。
川合定吉来到了井上公馆，他发现这里戒备森严。门口设有警卫、传达和门仆，大门敞开着。但在楼房的平台上，经常有一个日本人在巡视，鸟瞰大门进出的情形。进入大门，穿过一个小花圃，就是楼房下层大厅，大厅中央放置两张餐桌式的长台子和几张椅子，靠边两张写字台，内部设备十分简单。大厅旁边及楼上，都是小房间，作为寝室和办事房，表面上看来简洁、清静，而在心理上却给人以神秘、阴森的感觉。
丁雷声热情地招呼川合定吉在楼下落座，告诉他井上一会就来。
随着一阵脚步声，一名四十多岁的日本人走了出来。他中等身材，狭长的脸型，苍白的面色，穿了一身褐色的西装，手里拄着一根精光锃亮的手杖。
“井上先生，这位是《上海新闻周报》日文版记者川合定吉先生。”丁雷声介绍说。
井上坐下来，傲慢地问：“川合先生，不知你想采访什么？要知道我是不和新闻界交往的。”
“井上先生，我想了解一下在沪日侨的情况。”川合定吉掏出了记事本。
“有关日侨的事情，你可以去问日本驻沪领事馆，找我干什么。”井上手拄手杖，依然面沉似水。
“因为井上先生是日侨中的领袖人物，从你这里可以知道一些更多的内容。”
“你的话，我不明白。”井上冷冷地说。
“算了吧，”川合定吉说道，“谁不知道，头山满、内田良平、小川云平、佐佐木康五郎和井上日召，是支那浪人中的五大领袖！”
井上吃了一惊，这才发现川合定吉来者不善。他重新打量了一眼对方，冷冷地说：“川合先生知道的还真不少。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在沪日侨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我们日本军队在满洲和支那的一切行动，均秉承天皇的旨意，在沪日侨拥护日本军队的一切行动！”
“那么，你的组织会在今后的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川合定吉有意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这是我们组织的秘密，无可奉告。”
“听说你们暗中支持中国帮会头目‘安庆总会’的常玉清在闸北组成‘维持会’，协助日军作战。淞沪停战后，此人干什么去了？”
“我不认识此人，此人去留与我无关。”
“听说设在华德路上的‘万岁俱乐部’，其骨干均为捕房中的日本巡捕、警官，请问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够了！”井上勃然大怒。“你已超出了一个记者的权限。我讨厌你，请你离开这里。”
丁雷声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他对川合定吉说，“川合先生，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
川合定吉收起采访本，将身子往后一仰，看了看手表。“现在已是中午，你们总不能不管饭，就把我轰走吧！”
“岂有此理！”井上站了起来，“来人，将这个无赖拖走，扔到马路上。”
话音未落，三四个大汉冲了进来。
“慢，你们不能动我。”川合定吉站了起来，将一个小本本掏出放到身旁的桌子上，“你们动了我是要后悔的！”
那些大汉愣在那里。丁雷声急忙过去拿起了那个小本看了看，大吃一惊，他立刻递给井上。井上看过，马上示意那些大汉下去，然后歉意地笑了笑。“不知少佐的真实身份，刚才有些鲁莽，请您原谅，我们上楼叙谈。”
丁雷声头前带路，井上、川合两人肩并肩向楼上走去。
由于川合定吉的特殊身份，很快搞清了上海日侨的活动情况。他及时地将情报整理成材料交给了华尔顿。
一天傍晚，他们在外白渡桥附近见面。
华尔顿身穿风衣，精神显得很好。两人凭眺大江，交流着对时局的看法。
“华尔顿同志，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俄罗斯夜总会’的索洛蒙列夫是个极端仇视苏联的白卫军分子，他大肆倒卖军火，资助谢苗诺夫匪帮。”
华尔顿点了点，“我知道这个人，苏联领事馆的同志已监视他很久了，他不会有好下场。”
川合定吉说道：“井上只不过是个浪人领袖，民间的间谍机关。像日本大使馆的‘支那经济调查室’、‘满铁中国资源调查部’都是特务机关，而且是官方的、公开的。这些人也应该格外的小心。”
华尔顿严肃地说：“我刚接手佐尔格的情报组织才一年，有些情况还不熟悉。我想请你们这些老同志多出谋划策，共同开展好工作。”
“一定会的。”川合定吉突然问，“佐尔格同志好吗？他还在苏联？”
“他很好，”华尔顿微笑地说，“佐尔格同志已在一个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
川合定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十分钟后，两人分手，各自离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成永决，他们终生再也没有见面。
川合定吉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坐了下来，要一杯咖啡细细品尝。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像这样繁华、宁静的生活，他已有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1935年4月，风云突变。军统特务逮捕了共产国际联络员关兆南，继而打开突破口，陆续逮捕了陆独步、陆海防兄弟。
5月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在租界被军统特务逮捕。
一连三天没有华尔顿的消息，川合定吉预感到要出事。于是他回到宿舍，将相关的文件和材料全部销毁。
由于华尔顿缄口不语，敌人无法查清更多的情况，川合定吉暂时无事。
不想，已经变节的陆海防掏空心思，左思又想，竟供出了副岛隆规这个情报关系。因副岛隆规是奉天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军统特务无法逮捕。于是，戴笠心生一计，让特工人员有意将这个消息通过井上公馆散布给日本驻沪领事馆。日本驻沪总领闻听此事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异常吃惊，立即下令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严办此事。
不久，奉天宪兵队长原田吉大佐逮捕了副岛隆规并亲自审讯。
在一间阴森的审讯室里，原田吉注视着面前这个跟自己朝夕相处的翻译官——副岛隆规。
“副岛，你衣食不愁，生活无忧，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国际来反对自己的祖国，难道不觉得可耻吗？”原田吉冷冷地说道。
此刻，副岛的额头已经渗满了汗珠。其实，他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非出于坚定的信仰，完全是一种好奇，更多的在于川合定吉的影响。
副岛垂下了头，小声地说：“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他突然激动地说，“我真的不想背叛祖国。真的，我从来没想过！”
“事实上你的行为已经背叛了祖国”，原田吉盯着他说，“如果把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念在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会保你无事的！”
副岛抬起头，“大佐，如果我真的说了，你能保我没事吗？”
“当然，你还年轻，还可以为帝国出力，”原田吉脸上露出微笑，“如果你说的情报有价值，还可获得一大笔报酬。”
“那好，我说”，副岛紧张地说：“奉天特务机关的川合定吉少佐，就是我的联系人。他是共产国际秘密组织的重要情报员……”
“什么？”原田吉惊讶地站了起来。
当土肥原大佐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吃惊不小，他左思右想，始终怀疑情报的可靠性。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派特高课的一名大尉带两名军士怀揣逮捕令秘密启程，进入上海捉拿川合定吉。
为首的大尉叫山口弘一，是个有些头脑的特工。一到上海，他不急于行动，而是先来到位于吴淞口下游与黄浦江交汇处的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山口弘一首先拜会了总领事村井，向他说明缉拿川合定吉的原由，并希望领事馆能给予配合。因为据他们侦知，川合定吉住在日租界，逮捕租界居民得需日本巡捕房来执行，所以得先报请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尽管川合定吉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人，但为避免事态扩大，张扬出去，丢了关东军特务的脸，山口弘一认为还是借助于巡捕房秘密逮捕，然后将其押解到“满洲国”的奉天审讯。经过一天的准备，山口弘一基本摸清了川合定吉的行动规律，他们决定夜晚动手。
傍晚，川合定吉夹着一个公文包刚来到公寓门口。突然，山口弘一和两个特务从一旁闪出来，一把扭住川合，将其摔倒，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辆巡捕房的警车开来，山口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川合定吉塞进了警车。
不知过了多久，川合被带下车子，推进了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房门打开，两个大汉把他架了出去，来到了一间小屋。
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对面是一把椅子。川合被强制坐在上面。
川合原以为是遭中国军事机关的绑架，不想，他定睛一看。坐在桌子后面的是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参事官岩井。
这时，房门一动，山口弘一走了进来。这使川合定吉更为吃惊。
“山口大尉，这是怎么回事？”川合问道。
山口弘一坐到一旁，冷冷一笑，“怎么回事？告诉你，副岛隆规被捕了，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副岛隆规被捕，关我什么事？”川合大声说。
“川合，这是特务机关的逮捕令，由土肥原大佐亲自签发的。你可以不说，到了奉天你就要吃苦头了。”山口弘一晃动着一张纸。
这时参事官岩井悄悄对村井耳语一阵。村井便说：“今天很晚了，明天再审。”
山口弘一站起来，“打扰总领事先生了。”
半夜，参事官岩井突然来到川合被关押的地下室，他劈头说道：“‘怪西人’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牵扯了社会各界的人物数十位。我想你只是其中的一员，何必苦撑着呢？说出来吧！”
“我什么也没做，让我说什么。就凭那条瘟狗的一句话，敢定我的罪？”川合不满地说。
岩井摇摇头，走了出去。第二天，他们搜查了川合的住处，竟然一无所获。
第三天，山口弘一要把川合定吉押回奉天。可是村井等人突然变卦，说川合是租界侨民，理应由领事法庭审理，不能押回奉天。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最后山口弘一只好请示奉天的土肥原。
由于土肥原刚刚晋升少将，正为“华北自治”的事情在北平奔波，无暇顾及此事，便同意村井总领事的要求，留在租界审判。
川合定吉在领事馆内受了五天的酷刑和车轮战般的审讯，然而他宁死也不出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