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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伯力方面发来电报称，按苏军的情报判断，日本军队在满洲站稳脚跟后，可能要占领内蒙，然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进攻苏联远东边疆及伊尔库茨克以西的西伯利亚地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满蒙政策蓄谋已久的军事图谋，希望苏子元情报组摸清这一图谋的详细计划。
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赵石羽的身上。因为在情报小组的成员中，只有他才能接触日伪高级别的情报。通过一系列的明察暗访，赵石羽很快掌握了日军的动向，及时通过电台发往伯力情报四科，苏联远东军根据他的情报做了军事上的调整，使远东地区解除了后顾之忧。
就在齐齐哈尔的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白城子情报站却出了重大事故。
10月下旬的一天，馋瘾又犯的发报员张郎偷偷从周太的暖窖溜了出来，来到了镇头的杂货铺。此刻是深夜11时，张郎顾不上许多，拼命地砸门。
满脸睡意的杂货铺老板，尽管很不高兴张郎深夜打搅，但看在老主顾的面子上，还是卖给他半斤熟牛肉和一瓶“白城烧锅” 。
当张郎拎着酒瓶，揣着牛肉，兴冲冲地往周太的住处走的时候。一个戴礼帽骑自行车的人从后面过来，停在他旁边。
那人问：“老哥，大王屯怎么走？”
张郎看了他一眼，说了声“不知道”便又匆匆向前走去。那人推车尾随几步，“老哥，急什么。你的酒好香啊，是什么酒？”
这一下张郎来了精神。“好酒，‘白城烧锅’，足足有65度，喝上绝对过瘾！”
“老哥好像是外乡人吧？”那人问道。
“我，我在白城子好几年了——”张郎觉得那人有些不对头，吱唔了一阵，便匆匆走开。
回到暖窖，张郎怕周太分享他的夜宵，便独自一人大吃大喝起来。
第二天凌晨，周太发现有几个陌生人在他的院子前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几个伪满警察闯了进来，在周太的房子里一道乱翻。
吵闹声惊动了躲在暖窖里的张郎，他打开门一看，见有许多警察在周太的屋里乱翻，吓出了一身冷汗，酒也立刻醒了。此刻，他竟不顾周太的安危和电台的安全，从暖窖的气窗中逃了出去。几分钟后那几个警察闯了进来，陪同进来的周太一眼就发现了白菜堆中的电台，幸好警察没有注意。周太机警地将几棵白菜推到电台上，掩盖起来。
大概警察觉得暖窖没什么可搜的，看了看便都涌了出去。周太长出一口气，这才发现，张郎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张郎的不辞而别，令周太大吃一惊。他火速赶到哈尔滨向苏子元报告了此事。两人研究后，立即向伯力军区情报科发去急电。不久，伯力命令：结束白城子情报站，将电台交齐齐哈尔电台接收。苏子元立刻装上白城子的那部电台，乘王钧的列车赶到齐齐哈尔，把电台交给了纵树奇。面对老战友，苏子元关切地说：“白城子情报点出事了，这回就全靠你了。可能年底我也要返回伯力。”
纵树奇接过皮箱说道：“我明白我的任务！”
苏子元返回哈尔滨后，发现这几天风声很紧，警察、宪兵加紧盘问行人，囚车、警车整夜在大街小巷奔驰，搞得人心惶惶。
苏子元来到道里中国街上的乐天照相馆，找周云庭商议对策。
苏子元问：“最近有几处联络点都被破坏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周云庭答道：“我们在呼兰的一个联络点被呼兰宪兵分队查获，那个叫高成的人叛变了。所以他知道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
苏子元吃惊地问：“他知不知道照相馆这个联络点？这可是我们的重要地点。”
“他当然不知道，”周元庭说，“要不我们会这样轻松地谈话。放心吧，希比里切夫同志。”
苏子元严肃地说：“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在这里决不能提到我们的俄国名字。”
周云庭笑了笑，把手一举，敬礼道：“是，我的苏先生。”说完自己又笑了起来。
苏子元望着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12月，东北的天气骤然降临，寒冷异常。这时，伯力情报四科发来指示，让苏子元立即返回伯力汇报工作。同时，让他的妻子朱绍华也随后由西线赶赴伯力。
伯力，加宁街102号，是苏子元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是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第四科的办公地点，苏子元曾以希比里切夫的名字在这里工作了近二年。而他的妻子也曾以涅依德娃少尉的名义在这里工作。
春节过后，苏子元和朱绍华在新建的下级军官宿舍中团圆了。
不久，周云庭也赶回来汇报工作。周云庭是1925年的中国共青团团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到炮兵学校学习军事。后来分配到远东军区第四科工作，曾是朱绍华在赤塔学校学习时的老师，上尉军衔。
周云庭给他们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哈尔滨的情报网被破坏了，齐齐哈尔情报站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闻听此讯，苏子元的心一沉，纵树奇出事了。他有些不敢想下去。
然而，机智勇敢的纵树奇，在日伪加大对苏军情报人员搜捕的时候，丝毫没有慌张。而是沉着冷静地销毁了所有文件，秘密转移了电台，使苏军东北最重要的情报点安全隐蔽下来。
5月末，纵树奇安全返回苏联伯力。
6月，苏联政府为表彰纵树奇的功绩，授予他红旗奖章。授奖仪式在情报科的四楼举行，苏子元、朱绍华、周云庭身穿笔挺的军服参加了仪式。仪式后举行了小型的酒会，情报科的正副科长及大部分中国同志都参加了。
7月，情报科长瓦林少将召苏子元去他的宿舍谈话，除瓦林外，还有一位莫斯科总参情报局的将军。
这是位少将，很神秘，只听瓦林叫他瓦西里将军，此人长得高大魁梧，不苟言笑，
瓦西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总参情报局长乌里茨基将军下达命令，远东军区情报科立即派遣中国同志前往中国华北工作，建立以北平为主心，辐射华北、内蒙、东北南部等地的情报网。主要了解华北国民党军及日本驻军的动态。”
瓦林少将在一旁说道：“经研究决定，我们决定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苏子元似乎早有精神准备，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行前，瓦西里将军握住苏子元的手低声说道：“希比里切夫同志，好好干吧。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是经过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批准的，我预祝你成功。”两人进行了俄罗斯式的拥抱，友好地互相拍了拍后背。
苏子元接受任务后，立刻与瓦林开始了秘密协商。
苏子元与瓦林少将相识很久，他知道，瓦林是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作战十分英勇，他的大拇指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白匪军砍掉的。
傍晚，瓦林和苏子元来到黑龙江江边，登上了观察哨的了望塔。对岸中国境内漆黑一片，只有日军观察哨内闪着微弱的灯光。
瓦林少将望着对岸，忽然问道：“希比里切夫同志，你说派遣哪些人去北平好呢？”
苏子元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可以派伊万诺夫（周云庭）同志去北平，他曾在北平学习过，以后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对北平及华北的环境有所了解，并且为北平地下组织装配过电报机件，有经验。另一个人选便是达贝罗夫（孙乐天）同志，他曾在北平居住过，又是经营小本商业的内行，是个可靠的人选。”
瓦林少将微笑着说：“你不说，我也想派他们跟你一起去。你们毕竟配合得不错嘛！”
苏子元也笑了，“瓦林同志，我们也配合得不错嘛，希望我们能长期地合作下去。”
哪知瓦林少将听了他的话，苦笑了一下，“希比里切夫，恐怕我们合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您是要调动工作吗？”苏了元问道。
“不，”瓦林少将摇了摇头，抚着栏杆眺望对岸，“日本关东军对我们仍有野心，远东的形势一刻不能放松。这个时候，我是多么想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啊！”
“瓦林同志，没人会剥夺你工作的权利，”苏子元安慰道，“我们尽可能地干下去！”
“我恐怕真的没有这个权利了，”瓦林拍了拍苏子元的肩，“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瓦林的话，苏子元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但隐约间可以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
然而令苏子元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不久，孙乐天从海参崴列宁学校调到伯力，和苏子元、周云庭组成情报小组。他们先化装成归国华侨，从海参崴乘苏联客轮“北方”号，赴上海转北平。到北平后，住在前门外中华客栈。苏子元用王义之的化名，以东北难民的身份开始了北平的生活。很快，他们分别开始调查北平的一般情况。孙乐天特别注意照相馆，周云庭注意无线电材料商店。孙乐天偶然发现了师傅谭连成开办的“天成照相馆”，就搬到了照相馆居住。苏子元也从旅馆搬到公寓。以后，通过天成照相馆的关系，又为周云庭租了单独小院的民房，开始了装配发报机的工作。
一天中午，苏子元回到公寓，意外遇到郝克勇。郝是苏子元1925年在沈阳时的老朋友，朋友重逢分外高兴，郝介绍了很多老朋友在北平的近况。其中同乡于卓的情况令苏子元最感兴趣。于卓现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少将军衔，官居显赫。于卓的父母和弟弟居住在玉渊谭的一个独立的四合院，现空三间房，是个很好的工作地点。经郝克勇引见，于卓的父母很快答应了苏子元来居住。
在北平的工作开展很顺利。孙乐天利用天成照相馆，建立据点。周云庭的电台提前开始工作并与伯力建立了联系。苏子元则开始四处活动，侦察北平、天津一带的情况。
当时的华北波谲云诡，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演出一幕幕闹剧。
进入4月以来，日军华北驻军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挑起战火，发动战争。
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北平与日方展开周旋。同时，29军副军长秦德纯就任北平市长，加强北平的防务。
苏子元根据多方面的侦察，加上自己的判断，向莫斯科总部发去了一封很短的电报：总部：鉴于中国华北的紧张局势，日本华北驻军有可能在6月到7月发动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很快，苏子云收到了莫斯科总部的第一封电报，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嘉奖。4月末，苏子元收到命令，让他5月15日去上海与情报局特派员接头，还命令他速派工作人员到苏联训练。苏子元选了三人，由周云庭送到上海乘苏联客船秘密出国。5月，苏子元同周云庭按命令到上海，等了三天，也没接上头。又回北平发电报请示，回电说计划有变，情报局不派人来中国，让苏子元与周云庭于7月去苏联。
1937年6月，北平一带的形势更加紧张。城外的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大战一触即发。
此刻，苏子元认识了29军37师3旅旅长何基沣（中共秘密党员）。虽然苏子元不知道他的真正政治身份。但何基沣身上溢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感染着他。由此判断，何基沣是个正直的爱国军人。同时，何基沣对苏子元的学识和对时局敏锐的判断力又深表钦佩。
6月5日，苏子元来到何基沣的旅部。何基沣一见到他便神秘地说：“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