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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即7 月20日的下午1 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第一次每日会议上提出报告。施道芬堡通知住在柏林远郊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和霍普纳将军，必须及时进城。贝克将军作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施道芬堡进行暗杀工作后飞回柏林前负责指挥政变。柏林城内和四周驻军的重要军官都接到了通知，7 月20日是那个日子。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起草给希特勒的报告，直到黄昏时分。8 时稍过，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他平静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个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见过他的人都回忆道，他的态度和蔼可亲，心情平静镇定，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1944年7月20日
1944年7 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6 点刚过，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到伦格斯道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1 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1049＇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同去年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如前所述，这种英国制造的炸弹的爆发装置是这样的：先打破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根细的金属线腐蚀掉，于是撞针就弹出来，击发雷管。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从发动到爆炸所需时间的长短。这天早上，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10分钟。
在机场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7点钟，飞机起飞，10 点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12点钟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
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它位于东普鲁士一处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地方。这地方要进去颇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道芬堡无疑曾经注意到的那样，要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筑分成内外三层，每层都围以布雷的阵地、地堡群和通电的带刺铁丝网，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党卫队士兵巡逻。要进入防卫森严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内院，即使是最高级的将领也必须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并且要由党卫队大队长腊登休伯（希姆莱的负责保安的头子兼党卫队队长）或他的副手之一亲自查验。
但是由于施道芬堡是希特勒本人召见的，他和哈夫登虽然被挡住查验通行怔，没有什么困难就通过了3 道检查哨。施道芬堡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仑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约妥，他随时准备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尔基贝尔然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元首大本营同外界隔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讯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把他争取了过来是十分幸运的。整个密谋计划的成功，没有他是不行的。
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之后，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坐火车到达，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 点提前到12点半举行。凯特尔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一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1050＇在炸弹爆炸之前就结束吗？施道芬堡心里一定感到纳闷：命运是不是在他作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时，又一次把成功从他手上夺去。他原来显然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举行，在那里炸弹的爆炸力将会比在地面建筑中增加几倍效力。但是凯特尔告诉他，会议将在会议室举行。* 这个会议室远不是像一般所说的那样是一间简陋的木头结构的小屋。在上一年冬天，希特勒已下令在这座原来的木头结构房屋四周，筑起了18英寸厚的钢骨水泥墙，以防止起火和防御可能落在近处的炸弹碎片。这些厚实的墙壁将会增加施道芬堡的炸弹的威力。
他必须马上就发动炸弹内的装置。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对凯特尔简述了一下。快说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在不耐烦地看表。离12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堡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一个名叫冯·约翰的中尉，这时正和他们在一起走着）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
在会客室里，施道芬堡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3 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10分钟之内就要爆炸。
惯于媚上欺下的凯特尔为这一耽误很生气。他转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道芬堡快一点。他喊道，我们要迟到了。施道芬堡为这一耽误表示歉意。凯特尔无疑是知道像上校这样肢体伤残的人束起皮带来会比别人要慢一点的。
当他们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时候，施道芬堡看来情绪很好，凯特尔那点小小的不快也消散了。他还没有丝毫起疑心的迹象。
但是，正如凯特尔所担心的，他们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当凯特尔和施道芬堡进屋的时候，施道芬堡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1051＇电话里要告诉他最新的材料，补充他的报告（这是说给凯特尔听的），电话一来立刻去叫他。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凡是希特勒在场的时候，即使是一个陆军元帅，除非是叫他离开或在会议结束那位最高统帅已经退席之后，一般是不敢随便走开的。但这也没有引起凯特尔的怀疑。
他们两人走进了会议室。从施道芬堡把手伸进皮包、拿镊子夹破玻璃管之后，已经过去4 分钟了。还有6 分钟。房间很小，大约30英尺长、15英尺宽，有10扇窗户，都敞开着，因为天气闷热，这样可以有点风吹进来。这么多的窗户开着，当然会减少任何炸弹爆炸的效力。房间正中，有一只长方形桌子，18英尺长，5 英尺宽，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这个桌子的构造很特别，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桌子的两头，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样宽的两块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的。这个有趣的构造对往后的历史将起它的作用。
当施道芬堡进去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和豪辛格的参谋长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队的其他18个军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在场。只有希特勒和两个速记员坐着。希特勒在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开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
豪辛格正在作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俄国中路战线被突破的最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战线上德军的危险处境。凯特尔插进去报告冯·施道芬堡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条肩膀、一只眼还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要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道芬堡的。
施道芬堡于是站到桌子旁边、在科尔登和勃兰特的中间，离希特勒右边约几英尺远。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让它靠着那个坚实橡木底座的里面一边。它离希特勒的腿约6 英尺远。时间现在是12点37分。
还有5 分钟。豪辛格继续讲，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
没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这时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许除了勃兰特上校之外。这位军官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堡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先用脚想踢到旁边去，最后还是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边。
这样一来，在炸弹和＇1052＇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了。* 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这是难以解释的命运在作怪。读者当还记得，勃兰特上校就是1943年3 月13日晚上，特莱斯科夫骗他在乘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回腊斯登堡时带两瓶“白兰地酒”的那个蒙在鼓里的军官。他当时那样做，丝毫没有怀疑这两瓶酒实际上是一颗炸弹，那颗炸弹同他现在随手在桌子底下挪得离最高统帅远一些的这颗炸弹有着同样的装置。它的化学药水此时已经快要蚀尽拉住撞针的金属线了。
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是负责召见施道芬堡这件事情的。他沿着桌子往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为豪辛格的黯淡的汇报快讲完了，他要暗示施道芬堡，准备好接下去汇报。也许施道芬堡还要别人帮忙把文件从皮包里拿出来。但使他十分生气的是，年轻的上校并不在那里。凯特尔想起施道芬堡在进来的时候对电话接线员说过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打算去把这个行动奇突的青年军官找回来。
施道芬堡并不是在打电话。管总机的上士说，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楼去了。凯特尔无可奈何地回到会议室。豪辛格正在结束他的关于当天的不利形势的汇报。他正在说：“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罩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
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完。
就在这一瞬间——中午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后者在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