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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多数为英美公司，它们在各个贸易领域内进行着优胜劣汰的商业竟争。不过5 个通商口岸与香港有所不同，它们都有英国炮舰把守，居民年龄偏低，人员流动迅速。这些地方也实行有序的商业竞争，加上广大的“异教徒”有待基督拯救的美好前景，便吸引了大批新教徒来华传教。不过中国对此反应冷淡，新教传教士们的传教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耶稣会于1773 年解散后，他们在北京的地位被拉撒路教派的法国神父所取代。在外地，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钳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1801 年到1829 年，只有少数儿个传教团能深入乡村传教。此外便只有新教在华的开拓者马礼逊了，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自1807 年起便在广州传播新教教义。新教传教团（又称福音教派）是工业革命的精神产物，18 世纪时产生于英国及北美新英格兰地区。马礼逊成功地将《 圣经》 翻译成了中文。为增强与广州市民的亲善，他的同事于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有名的英华书院。
首批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系受美国海外布道会（ 1810 年创立）派遣，于1530 年在广州登陆。他们创办了著名的《 中国丛报》 ，编者之一的威廉姆斯还编写了一本《 中国》 （1848 年），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了一家眼科医院，从此医学传教团亦进入了中国。后来威廉姆斯与伯驾及马礼逊等英国传教士一样先后从政为本国政府服务。不过，他们从政，主要目标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特别是通过梁阿发（1789一1855 年）等皈依者编写的宗教小册子进行传教。为了使福音广为流布，他们试着采用汉字注音（即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阪依者寥寥无几，不过数十名而已。
同时，罗马天主教会亦卷土重来，在中国各港口城市及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天主教传教团的保护者法国政府从清朝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弛禁的保证（1844 年、1846 年），自此在华天主教士可以公开进行传教并且重建了一些教堂。通过建立在华级差会，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耶稣会于1814 年得以恢复，以上海徐家汇（徐保罗，即徐光启的家乡）为在华传教的中心，在中国教友的帮助下，和拉撒路会、圣多明我会等欧洲教会一样，儿乎在中国每个省份都得到了重兴。尽管传教在内地仍属非法，天主教会各派的传教活动仍比新教传教团争取到更多的信徒。不过，前者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冲击也不像后者那么巨大。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身穿汉装，并且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们开办的学堂也不教授欧洲语言，而在华新教传教士则更为强调本身的宗教文化，并且更为直接地批判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佛教、道教这些“偶像崇拜”。这样，天主教在中国相对深入人心，但对中国社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却是基督教新教。
广州人扮演的历史角色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广州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外国人家中的仆役、律师行中的中国商人、中国的鸦片商及宗教书籍分发者最初都是华南人，尤其是广州人。他们各操不同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语言），各自有不同的行业规范，为上海、厦门等地的洋商服务，本身具有一种当地人无法比拟的“洋气”。如若他们定居新加坡或香港，他们可能会随身携带英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些人作为通商口岸上洋行“员工”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可以申请获得治外法权。他们经常身着西装革履，借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19 世纪40 年代晚期，这些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从事贩卖苦力的罪恶活动，即将壮丁在厦门及澳门等地装船后运往古巴、秘鲁、夏威夷、苏门答腊及马来西亚这些急需劳力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移民东南亚，如今由于几个新的因素，这一迁徙活动的速度加快了。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世界性的废奴运动使合同工的需求增加；其次，国外机帆船和汽轮的传入，使得低成本、大规模地运载苦力成为可能。中国的人贩子在外国商行的掩护下，一如早期非洲一北美奴隶贩子，从事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广州的公行制度废止后，一种新型中国商人― 买办应运而生。他们受雇于洋行，为外国雇主搜集情报，或负责洋行在中国国内的商业活动。在通商口岸的特殊条件下，这一阶层的人物逐渐成为中国的现代实业家。这样，中国从一开始便加入了现代世界贸易经济的大潮并在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
六、清末农民起义
19 世纪中叶时一系列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大清帝国的18 个省份。鉴于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所以产生这场大动乱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内部。19 世纪奶年代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几乎已是一触即溃。国内人口不断增长，国势危急而官员们却只顾及自身利益，官场遂越发腐败黑暗不堪。例如，清政府在黄河与大运河上修建了不少堤坝，但泥沙淤积仍是有增无减。大运河作为南北粮道的地位逐渐下降，而黄河则于1194 年之后的六七百年中（ 1852 年）首次在山东境内泛滥改道。人口激增、水涝旱灾、贫穷、腐败再加上政府的无能，遂导致了全国盗匪横行，并不时有暴乱产生。
由于官府无能，秘密会社得以大行其道。这些秘密会社，北方称“教”，南方称“会”。1883 年，白莲教的一支（即1900年义和团的前身）流行于华北地区，不过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南方的颠覆活动，如“天地会”（洪帮），却是屡禁不绝。据说天地会由福州的一名武僧于1674 年因不堪官府欺压而建立，其口号为“反清复明”，入会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入会者欲血为盟，立誓反清复明、、不过天地会平时很平和。类似西方的共济会，天地会规定人会者即是兄弟，但必须遵守一些严格的道德准则，会员之间亦须互相帮助二这对商人、船夫、苦力、下级官吏或走私者这些流动人员具有特殊的作用。人会者在异国他乡（如新加坡和巴达维亚）通过切日、手势暗号即可得到当地分会成员的保护和照应。
19 世纪40 年代末，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动荡不安，这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在两方面遭到削弱的缘故。首先，华南是当年满洲人最后征服的地方，清政府仅在广州一地驻有八旗部队。其次，这一地区长久以来深受西方商业及文化的影响，并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峰。事实上，广州正是产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摇篮，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在西方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刺激下产生的。1841 年的三元里抗英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义民被清政府遣散后，广州人民对英帝国及求和苟安的清政府都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上海因为地近茶叶、丝绸产地，自1843 年开埠通商以来便杜绝了操纵粮运、潜运的帮会势力。最后一点，英国海军于1849 年开始打击中国的海盗势力并取得成功，这就迫使海盗帮会不得不沿西江迁到内地的广西省。
太平天国
就像以往的大规模起义一样，发生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以宗教为号召来组织人马造反的。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1814 一18 必年）及其副手均为客家人。客家人几百年前从北方迁到南方，与本地“土人”并未完全融合，甚至相互仇视争斗。洪秀全本一落魄文人，多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而均遭落第。因此，他最终变成一名神秘主义者，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失常。他在病中见到“天父”，于是自认为是新的“弥赛亚”降世。洪秀全于1836 年见到梁阿发编写的传教小册子而若有所悟，后以新教《 圣经》 为依托，创造了一种类乎旁门左道的“拜上帝会”。洪秀全长久以来因病而见神见鬼，他在病中阅读这些小册子后认为，他病中见到的正是天父耶和华、天兄耶稣，而本人则是天父的幼子，为拯救世人而降下儿间。洪秀全与广州的新教牧师曾有短暂交往，但鼓吹武力和复仇的《 旧约》 对他产生的影响更大。他全盘接受了“摩西十诫”的思想，但对“登山宝训”的内容却弃之不顾。
洪秀全及其同事传教数年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一过程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由于官府对盗匪和地方纠纷已经无能为力，地方上经常自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这些“民兵”通常领取报酬，并由当地缙绅指挥领导。他们有时会发展为秘密会社或宗教组织，并向当地勒索保护费或孝敬钱。不过，随着官府势力的衰败，这些会社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争斗。就像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各部一样，这些组织也往往由一铁腕人物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帮”会组织。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于19 世纪4O 年代末组织的“拜上帝会”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不得志者，如客家人、天地会成员、盗贼及流离失所的农民等等。他们于1851 年7 月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起义，于1851 年9 月攻克广西永安州后建立起了军政制度。洪秀全自封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一词在经书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农民起义即以此为名号，有些朝代亦采用“太平”为年号，而《 圣经》 译人中国后，“太平”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出身烧炭工的杨秀清（约1820 一1856 年）被封为东王，领中军主将。其余人亦封为北王、西王、南王、翼王，皆受东王节制。
清军久攻永安不下。1852 年4 月太平军突围北上，沿途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于缺少火炮，他们未能取下桂林和长沙，但于1853 年初攻克了武昌，继而渡江而下，于1853 年3 月占领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南京。这是太平天国的胜利顶峰，此后便是互有胜败的相持阶段。太平军曾派大军北伐，因失利而西上太行，又东下临铭关，时值冬季，行军艰苦，最终于1853 年年末迫近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从广西北上，并未在沿途建立起政权机构，事实上，他们也缺乏地方官的合格人选。太平军转战中国的16 个省份，攻下大约以刃座城池，但得之而不能治之。攻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此定都并且建立了六部，但在乡村，其政权仍为军事化的统治机构。
太平天国早期的军事化宗教社会中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禁欲制度。太平天国鼓吹男女两性的贞节，主张男女平等，禁止缠足，妇女亦参加劳动和战一斗，也可以担任官职。太平天国的清教徒式狂热使得他们反对蓄奴、通奸、巫术、赌博、酗酒、吸鸦片和抽烟。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混和而成的奇特产物。洪秀全自称为天父次子而被奉为天命在身的新天子；他的追随者向大众布道井向＿上帝献祭；他们捣毁偶像及儒、释、道三教的庙宇；他们的首条道德准则即为敬畏上帝、耶稣与天王，第二条便是“孝顺父母”。太平天国标榜平等，但其内部却是尊卑有别、＿上下森然。太平天国实际＿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由于《 圣经》 并未提供理想社会的具体模式，于是洪秀全与杨秀清像王莽、王安石一样从《 周礼》 中寻求答案。中国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根植于原始经济时期的社会状况，主张每人都为公共财富务尽其能而后各取所需。土地按肥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