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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内阁。
到了1910 年2 月，所有16 个新成立的省级咨政会议代表们云集北京。这些人代表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全国运动的呼声：向清帝请愿要求建立一个国民议会。请愿被拒绝，但代表们并未放弃请愿活动。由1 朋名御定的议员和100 名各省咨政会议推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全国咨政会于1910 年10 月召开之后，人民日益迫切地要求组成一个真正由议会和内阁构成的政府。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摄政王宣布将于1913 年召开议会；但是当摄政王于1911 年4 月最终组建了一个内阁时，人们发现他极不理智地选定了8 位满洲人，一位蒙古旗人，而汉族人却只有4 名。
铁路之争
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利益之争在关于铁路建设的问题上达到了巅峰。19 世纪后期中国力图避免由外国出资建设经营铁路，但是这一政策在1898 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土崩瓦解。外国资本控制下的铁路线，如日本和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建造的铁路线，此时成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铁路建设到哪里，矿山就开发到哪里，当地资源被榨取，市场受到掠夺性开发，而其他线路，尽管名义上控制权还在清政府手中，实际却依靠与外国财团签订贷款合同借钱维持营运。这些财团通常发行证券以募集资金，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这些财团当时也营建铁路，用它们向外国股东做抵押；一旦有风险，这些股东作为第一债权人有权先行得到赔偿，弥补他们在贷款本金上的损失。于是中国刚步人铁路时代，就已经有外国金融家在跷首待利了。结果，全国大多数的省份里兴起了一场爱国的“复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地方集团要求赎回外国经营的铁路线，并且自己集资兴建中国各省的铁路线。在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首脑的鼓励下，张之洞于1 卯8 得到一笔英国人的贷款，赎回了与美国的中国发展银行在1898 年签订的合同中允许美国人建设从汉口到广州铁路的权力。但各省资金不足以支持铁路建设。尽管受到爱国心和铁路利润的双重驱使，这些由绅商组建的铁路公司发现自己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购买路权、支付铁路沿线土地的地租以及购买有望升值的外国股票。投机者和贪污现象的出现也使他们的努力受到重创，即破坏了铁路系统建设对于中央规划和统一营运的要求。铁路中央管理的主要倡导人是盛宣怀。他是在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任上司的提携下得到升迁的，到1908 年为止控制了“华商”公司的蒸汽轮船运输线和张之洞在汉口附近的工业基地。同年，盛宣怀将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湖北境内，距汉阳约129 公里）和萍乡煤矿（江西境内，距汉口约402 公里）合并起来，组成了汉冶萍煤铁公司。为了支持这一企业，他已经开始依赖日本贷款，而日本八蟠滨的钢铁公司则从1896 年开始就依靠大冶提供的铁矿石进行生产了。盛宣怀在此之前就已经在督办纺织厂、电报局和其他一些产业的过程中中饱私囊，此时又与北京政府的满洲人财政首脑合作，为清廷申请贷款、专供建设汉口到广州和汉口到四川的铁路线使用。这些铁路线被称为“湖广铁路”（从汉口到北京的铁路已于1 叩5 年竣工）。于是铁路的建设成了重要的政治举措。在修建铁路这件事情上，盛宣怀为清廷取得外国贷款、接受清廷的领导的做法一直和他本人的贪污劣迹、挟地方对抗朝廷的行为以及全国人民的反满情绪纠结在一起。
由于铁路贷款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工具，此时美国不切实际地卷人了塔夫脱政府为捍卫“门户开放”政策而推行的自相矛盾的“金元外交”。国务卿菲兰德？ 诺克斯在1 例刃年11 月的一项提案中颇为含糊地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建议。但是这一点正好与1 卯7 年之后英国政府默许俄国与日本在满洲扩张势力的政策相冲突。诺克斯先天不足的提案反而刺激日本与俄国在19ro 年私下重新确认了它们各自在东北划分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塔夫脱总统于19 （珍年7 月对湖广铁路贷款谈判进行了干预。他在致摄政王的一封私人电报中要求“允许美国资本平等参与铁路建设，以便使美国资本能够促进中国的民生福抵及其疆土完整”。这一举措的结果使摩根财团并入由四大国（法、英、德、美）于1910 年组建的财团体系之中。
四大国财团与盛宣怀在1911 年5 月最终签署的财团合同正好与当时一道上谕一同面世。这道上谕是由盛宣怀促成的，它对所有原先由各省份控制的项目实行国有化，买断并置于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一弃置各省利益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在各省爱国人士眼中，满洲人和他们贪赃枉法的爪牙们为了渔利，不惜将中国出卖给外国的银行家。一场“保路运动”由此兴起，尤其在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集会和派代表赴京请愿活动。但是一切归于徒劳，清政府不给任何答复。四川的运动形势渐趋紧张，商店罢市，学校罢课，税款的支付被迫中止，农民也开始动员起来。到了9 月份政府调来了军队，枪杀示威者并逮捕了当地士绅领袖。这些人大多数是家道殷实的举人，有绅商背景，在日本留过学，此时又是省咨政会的要人，在铁路建设项目上做过大量投资。他们的排外口号“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反映了省内实力阶层的利益，表明此时该阶层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反清排满思想。
这样，晚清改革的最后ro 年中人们看到了一场社会和体制转型的开始。义和拳运动失败之后，近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变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教会学校和美国青年卫理公会的影响进入了社会上层和城市青年中，妇女缠足的陋习受到抨击则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的开始。两种传统上被轻视的行业― 商人和军人，也获得了新的特权。19 世纪通商口岸中有不少官员和买办曾与外国人周旋往还，此时他们也开始被在国外受教育归来的官员和有更广阔背景的金融商人实业家所取代。一些拥有地产的士绅不再把自己的出路定在科举人仕和朝廷的荣宠上，他们已经致力于开发当地的商业利益和建设当地的工业基础。这一基本上态度保守的地方精英集团一度支持过宪政运动，希望立宪政体的建立能够使他们通过设在北京的议会与最高统治集团联系起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通过让整个官僚体制向内阁负责，把中国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和公共事业结构推向近代化。19 （为年之后，各地方的省级咨政会成了新兴的政治机构― 政策探讨和政治组织的中心。
近代出版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大多数是通商口岸，因此成了向这一新型政治生活输送新鲜血液的源泉。中文报刊最早主要由传教士开办，这种状况持续到1895 年；但在总共60 种左右刊物中，大多数是于1911 年之前的巧年间开始出版发行的，其出版商为完全华资的产业，在发展商务新闻业的同时也传播了改良主义思想。在上海，新的日报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继《 申报》 于1872 年创办之后，其后继者队伍不断壮大。《 申报》 到1895 年为止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 。 5 万份。另一家创办于1897 年的近代出版业先驱商务印书馆则主要为各所学校提供教科书。到19n 年时，各省咨政会和出版界为维护士绅阶层和新的年轻学生与军官阶层的利益，创办了一个讲坛即《 青年中国》 杂志。立宪君主制依旧是时代的口号，但是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基础已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致命侵蚀。
二、辛亥革命
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新政权经常是从中原以外的地域开始它们的征服，10 世纪到17 世纪之间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征服者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在20 世纪早期的各通商口岸，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聚居区以及日木帝国都为中国的反清志士提供过避难所。实际上，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
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承认。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但不管怎样，在1898 年到1914 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古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 卯7 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 世纪的英国、1915 年至1949 年间的美国，或者50 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裔于教授。而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日本在1895 年到1905 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势力、走建设近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有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 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在东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在当时的日古台湾也建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在沈阳也有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支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这类机构。为了推动日本越过朝鲜与俄国争夺东亚大陆的计划，成立于上叩1 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护。康有为一度与“立宪改进党”创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于1898 年短期出任过首相；在日本引起对中国问题兴趣的“大限重信原则”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近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大限重信的继任犬养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中间做了不少工作。1898 年他安排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一次会面，希望双方能够就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商谈。但是康有为声明除非孙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则不一与之会面；更有甚者，康有为坚持的自己保皇态度，固执地效忠于他的光绪皇帝。18 卯年，他开始到处活动，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建立起他的保皇会机构，并募集资金办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师不在身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