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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上等房）一两一夜；客房可住两人，六钱一间；下房一钱一床，可住三人。”
胡琛面色稍霁，心中暗道：他那上房一两一夜，鬼才会住！至于两人的客房要六钱，等于一人三钱，却比我这儿贵了三分之一呢！看来他这是专心要做豪客的买卖，下房三人想来也是给人家奴仆住的。
胡琛知道自家客栈都是些小客商，罕见有人带奴仆的。如此看来，两家的客人倒是并不重叠，照徐家这样收钱，自己这边的客人也住不起。
徐元佐知道胡琛已经明了，又望向袁正淳和程宰二人，道：“其次嘛，寺庙道观不纳商税，香火钱收了还不够，还要收人宿资，没有半点利益乡梓，岂不成了只进不出的貔貅？想来家师——咳咳，郑县尊，县尊他老人家很快便会出一纸公文，不许寺庙道观做这生意。”
袁正淳微微颌首，似是肯定，却出言辩道：“人家信士愿意出钱住在寺庙道观，官府又如何管得？”
“寺庙道观就该做些善事，收容无家可归之人，或是其他行脚修士，焉能招纳旅客？”徐元佐道：“官府也不需管他，只要叫做公的日察夜访便是了。”未完待续
一一零章一拍即合
寺庙道观环境清幽，住宿干净，僧道们还会提供口味不错的素斋。
碰上有些水平的僧道，还能与客人谈玄论文，对弈手谈，甚或一展琴茶雅艺。是许多出门游学的读书人、寒门出身的官员，最喜欢的落脚点。
而这个客户群体，则是徐元佐的目标群体！
徐元佐挂出郑岳的名头，要以公权力来断了寺庙宫观的生意，一则是告诉他们：自己的确是来吃大饼的，但这块大饼你们原本就没得吃，是小哥我自家烙的。二则也是警告：我可不止有徐家做后援，还有个县尊恩师呢！
胡琛心中一动：若是如此，我这边或许也能分点汤水呢！
袁正淳却道：“若是寺庙道观不合住得，那么民宿也不能住了？”
住在民宿的多是积年老客，带着朋友故旧的意思，并不算是纯生意。就如徐贺在外行商，也有几处是住在民宿的，都是机缘巧合之下认识的可靠人。
徐元佐摸清了唐行的市场，自然知道袁正淳是在“声东击西”。问的是“民宿”，其实意指“货栈”。
因为袁家作为仁寿堂的魁首，唐行镇的首富，最大的买卖就是牙行埠头。
人都说明朝禁商，照徐元佐看来其实是朱家皇帝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政策能真正利益商人阶级。
牙行就是典型例子。
洪武二年的时候，朝廷令：“天下府州县各镇市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货物投税之后，听从发卖。”这条禁令的背景是因为蒙元承袭了两宋的“重税政策”，商人赋税极重——除非官僚背景的商家。而官牙负责收税，私牙负责坑骗。都是商人的天敌。
洪武二年的这条废牙行令，正是为了促进商品流通，保护小商人的利益，可以说是自由市场的先声。
然而后来为何又承认了官牙的存在呢？
因为国家要控制人口流动，如果没有牙行，就得靠邸（货栈和旅店的合体）、店承担流动人口检查。而这又缺乏实际操作性。彻底不收商税，怎么都说不过去。再加上商人的确需要中介人从中牵线，否则谁知道上哪里找货源去？那时候既没阿里又没网络，就连报纸广告和黄页电话簿都没有。
见牙行没法废除，洪武二十四年的时候，朝廷又令工部“建屋数十楹，名曰塌坊，商人至者，俾悉贮货其中。既纳税，从其自相贸易，驵侩（牙人）无所与。”这种官店便是集合了邸、店、牙三者，建立了一个公共平台，实际上仍旧排斥中介。
在洪武帝看来，中介这种转手贸易获利的行为，根本就是诈骗。
事实证明，牙人的确有存在的必要。
有些牙人仿照官店的邸、店、牙合一的形式。依样办理，就成了牙行。
因牙行得有铺面、堆栈乃至客房。并雇人看货、帮手、帐房、庄客，需要一定的资金，所以朝廷只能在《明律集解附例》里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这其实就是承认了牙人的法律地位，并且重启了官牙制度。
袁家的牙行有牙贴，可以算是官牙。不过他一张牙贴管十几个牙行。挂靠他名下的私家牙行更是多达数十，上面不查也就罢了，真要查起来肯定是要依法查处的。
徐元佐道：“民宿也好，货栈也好，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的。官府怎么会查。”
袁正淳道：“就怕县尊老爷一时心血来潮，闹出事端。”
“咱们要和气生财，县尊也指着平平安安进名宦祠呢。”徐元佐道。
袁正淳心中知道：原来还有这个开价。
他不知道徐元佐随口替恩师要了点好处，还以为徐家与郑岳郑县尊已经说好了筹码呢。
“若是徐公子家提倡，县尊自然是肯定要入祠的。”袁正淳抚须道。
“家师也是的确有心造福一方，并非单纯图个虚名。”徐元佐回到正题，道：“我家客栈开起来之后，自然也是愿意交纳规费的。而且地方上读过书，进不了学的生童，我们也愿意雇些来用。至于家底清白，勤劳肯干的杂役，少不得要多雇几个。”
他顿了顿，又对胡琛笑道：“胡老爷若是不打算做这买卖了，您家名下的客栈、人手，我也愿意合买、续聘。”
袁正淳并不关心胡琛的生意，只是问道：“你说的这生童，能雇多少？”
“就看保人的情面有多大了。”徐元佐笑道：“从唐行往西走，北竿山、重固、刘家角、商榻，我都要开店，有的是用人的地方。”
学而优则仕，若是不优做什么呢？自家有产业的还可以经营自家产业，若是自家没产业呢？这些读书人岂不成了“负担累赘”？
在文教不发达的地方，生童还可以做做乡村教授，但是在松江这么个“家弦户诵”的地方，生员都未必能有馆坐，何况那些蒙童呢。
读书人没有相应的出路，对应的就是读书人地位下降，所以乡党之中的举人、生员，都会关注“就业率”的问题。
任何一个体面的职位，都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就意味着人情和银钱。
“公子愿交多少规费？”一直没有说话的程宰出声问道。
徐元佐精神一振，知道这下通往唐行的道路已经彻底打通了。
“得先请问先生，贵地是各自缴税，还是合了一处，由仁寿堂代缴。”徐元佐问道。
若是各自缴税，仁寿堂收的规费就是用来进行乡里补充建设的。比如修个土地庙，铺个地砖，做个社戏之类，花销不会很大。如果仁寿堂代缴整个唐行的商税，甚至田税，那么费用就要高许多了。
程宰道：“唐行镇上的商税是由商家合了一处，仁寿堂代缴的。田税是由大伙帮着催收。徐公子若是只开客栈，年规也不多，十两银子如何？”
商税本定是三十取一，但是英明的太祖皇帝怕官吏残虐下民，在后面补了一句话：不许苛征。
什么叫不许苛征呢？就是去年征多少，今年还是征多少。如果今年比去年征少了，问题倒是不大，各地官员都比徐贺会找借口。万一征多了，反倒得好好解释一下，为何会多。说不定还会引来科道言官的不信任调查。
这种情形之下，大明从建国初期十里不存一户的萧条时期，走到如今“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的商业繁荣时代，即便算上后来增加“市肆门摊税”，但是商税总额不增反降。
三十取一的商税不过是百分之三点三，营业额做到三百两，就该缴纳十两银子了。而规费也只收十两，低得让徐元佐简直无法讲价啊！
“若是乡里有事，我也不会袖手旁观。”徐元佐爽快地应承下来。
程宰提了提嘴角，显然不愿多说话。
袁正淳见该谈的都谈好了，起身笑道：“徐公子到底爽快人！今日正要为公子设宴，还望赏光。”
“袁老爷客气，日后小可在唐行还要多多仰仗诸位。”徐元佐一笑而起，熟络得就像是自家人一般。
众人纷纷起身，各个脸上带着笑意，好像真是一桩喜事。
胡琛走到徐元佐身边：“日后咱们便是同行，也得互相帮衬才是。”
“胡老爷是前辈，少不得要多多讨教。”徐元佐笑道。
胡琛一边客套，一边随着人往外走。
徐元佐与跟在后面的程宰对视一眼，会意一笑，彼此都知道对方是个聪明人。他不经意间看了顾水生一眼，顿生疑惑，低声问道：“怎么头上有汗？身子不舒服？”这二月春寒时节，堂屋里火炉也不甚旺，出汗实在太奇怪了。
顾水生低声回道：“唇枪舌剑，太激烈了！”
“啊？”徐元佐一脸茫然：唇枪舌剑？刚才分明是一拍即合两情相悦啊！（未完待续。。）
ps：注：陆楫在《蒹葭堂杂着摘抄》里说：“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
陆楫距离主角此时已经逝世十七年了，正是南直松江府人，其言论可以一观。以后章节中，这个名字大约还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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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一章聪明人
公所等于办公室，是大家照比例分摊买的办公场所，所以够用就好，十分节俭。请客吃饭则是袁正淳做东，一如士子所说的：可谓奢华矣！
寻常的鱼、牛、猪、羊是必备的四道主菜，浓油赤酱，烹制精美，色香味俱全。至于配的菜蔬也足见细心，青菜只取菜心，高汤淋熟；茄饼先用鸡油炸过，又塞以鸡茸，风味尤佳。
尤其难得的是一盘嫩黄瓜，几乎徐元佐质疑起自己的常识。
“现在二月头上就有黄瓜了？”徐元佐问道。
“是种在火室，正好二月头上落盘。”袁正淳面色寻常，好像在说一桩很普通的事。
徐元佐却是知道，现在可以没有玻璃暖房，塑料大棚，这种反季节蔬菜产量肯定不高。说不定今天这桌菜，最贵的就是这盘黄瓜了。
“清香爽口，尤其解了冬馋。”徐元佐嚼了一块，赞赏道。
“若是公子喜欢，我叫人送些到府上。”袁正淳笑道：“就怕太贱，上门不好看。”
“心意可值千金。”徐元佐道：“袁老爷也不必专程送去，有空来夏圩我园子里玩耍。若想起来了带些过来，我大父致仕之后口味清淡，颇爱吃蔬果。”
袁正淳心中暗道：莫说徐家无人，这小子年纪轻轻能代表徐家到处经营产业，果然是有几分手段的。一取一予，不着痕迹。
一餐饭吃完，徐元佐便准备去与屋舍主人签订契书。
袁正淳肯定是不方便陪着的——即便他家跟人做买卖，也没有他出面签契书的道理。
“便叫程先生与公子一道去吧，那几家人都是老实人。见了程先生尤其不会在小节上与公子拉扯。”袁正淳出声道。
“正是，契书非同小可，程先生于明律极为精通，可以为公子拾遗补缺。”胡琛也道。
程宰面带朝徐元佐微微点头，内敛之中透着一股自信。
许多人以后世观前朝。以为大明不讲究契约。其实契约从周朝进入法定阶段，在历朝历代都是十分讲究的。徐元佐看过，知道无论红契白契，遇到官司就是最直接重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