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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功劳算自己头上吧？
因此乃与姚弋仲商议。
姚弋仲沉吟少顷，建议说：“当请司马来，与之同谋。”
甄随摆摆手，说不必——“司马如何禀报大都督，乃是司马之事，何必与之商议？”
他平素最烦的就是军中司马，也没什么将兵作战的能为，却偏偏什么事都要知道，什么事都要上禀。甄随心说打我跟从老爹占山造反以来，所见晋军，虚报功劳，甚至讳败为胜、杀良冒功，不都是常事么？唯独大都督瞧不过眼，非要安排个司马来监军，单独核算功劳。
其实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纪律略略严明一些，也是必要的；为了大都督可以彻底掌控军队，他将爪牙布置各军、各营，我也能理解，但有必要把军律定得那么严，把为将者的一点点小心思全都给堵死么？
我这回就讳报功劳了，摸摸大都督的底，看他底线何在。倘若不认我这份功劳，那就必须把功劳记在靳氏头上啊，这又岂如大都督所愿呢？
于是下令，将靳氏兄弟及所携亲信部曲、族内男丁，一律处死，剩下些妇孺，暂时押往安邑，等待以后处置。其实甄随的本意，小孩子也不必留，但据说大都督最忌讳杀害幼儿……至于妇人，将来赏赐有功将士可也。
当然啦，在此之前，等老爷我得胜归来，得先过过眼，看有没有值得自家留下的。
靳准兄弟还在懵然无知，只当甄随验看了首级之后，便会释放彼等。谁想姚弋仲去后不久，返归传令，随即那些看押他们的晋兵二话不说，挺起刀来，一刀一个，取了兄弟三人的性命。
靳准也算走运，糊里糊涂就完蛋了，不象刘粲，临死之前还要受内心识人不明，导致亲信背叛的懊悔和煎熬……
普通晋兵都非训练有素的刽子手，不会把犯人摆好姿势，然后再一刀断头，他们都是直接用长刀直刺三靳后心，然后再割下首级来，由姚弋仲携去，与刘粲的脑袋摆在一处。军中诸物齐备，甄随便命用石灰涂抹了，各自盛匣。
至于靳氏的亲信、部曲、家眷等辈，晋军杀了之后，连埋都懒得埋，直接把尸骨往乱草丛里一抛就算完事儿。
随即甄随再度唤来薛宁，对他说：“我曾允诺，若汝助我攻取安邑，便送汝往长安去拜谒大都督，谋求好职。即今将这四颗首级，还有几匣重宝，全都交付于汝，途中切勿有失。”至于都是谁的脑袋，木匣里装的是什么宝货，却并不肯泄露给薛宁知道。
甄随也不去找司马，即让姚弋仲按照自己的授意，写下一封文书，既向裴该推荐薛宁，也备悉言明今日之事，封好了，一并交薛宁带去长安。
……
那么平阳胡乱之时，裴该在长安又在做什么呢？
这一日非常罕见的，裴大司马盛排仪仗，亲自跑到去北门外去迎人。城内百姓及中下级的官吏都不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值得大司马如此地屈驾往顾——难道是洛阳有天使前来宣诏不成么？
有些看热闹的远远觇望，却见一乘驴车在几名兵丁的护卫下沿着道路，迤逦而来。裴该见了，亲自下马往迎，车帘一挑，下来一名老者，颤颤巍巍地便待向裴该行礼，却被裴该双手搀住。
有认得的，当即遥遥指点：“原来是文博先生，怪不得大司马如此恭迎……”
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字文博，此前曾经为裴该编纂过《姓氏志》，但裴该几次三番请他出山相助，老先生却总是以自己醉心于学问，无意仕途给婉拒了。因为董景道也知道，当时裴该方致力于破胡定陇，根本没有精力弘扬儒学，则若自己往仕长安，不过是给人家充门面、抬声望而已，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任用啊。
但等裴该终于稳定了关中之政，暂时外无强敌，乃开始发展文教事业，为此而再请董景道出山，老先生却不便拒绝了。
因为裴该这回请老先生到长安来，是来搞教育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传说时代暂且不论，起码从周代起，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学体系。根据记载，西周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设在王都和各诸侯国都邑内，分大学、小学两级，乡学又名序、庠、校、塾等，则分置于王都郊外六乡之内——不过也有一说，所谓乡学，不过是乡老之类听政、议政的场所，跟学校毫无关系。殆至春秋、战国，又生私学。
秦禁私学，而广官学，不但在中央设博士官，在各郡也普设官学，名为“学室”，作为基础官吏的养成所。汉代的中央官学更为发达，不但有传统的太学，还有文艺专科学院“鸿都门学”，有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等等。
至于地方官学，汉初本不设学室，直到文翁治蜀郡，因为蜀地文化落后，乃选派官吏至长安向博士学习，归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学舍，不过数年，竟使蜀郡文风可比齐鲁。武帝有感于此，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官学校”；逮平帝时，正式规定各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而聚设“序”。
当然啦，那年月必然没有国民教育，官学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的……
第四十九章 校长
西汉之初，太学生不过五十人而已，但至东汉后期，人数则激增到三万，竟在洛阳城内形成了专门的太学区，但即便如此，总体而言，官学的招生面还是很狭窄的。
太学生因官吏推荐而得入学，多为贵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贫寒者——虽然财产不丰，但考其家世，其实也未必低了；至于四姓小侯学，那更不用说了，向来只招收樊、郭、阴、马四家子弟——没办法，因为就是这四家出资创建的呀。
说白了，中央官学主要招收贵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学，也不是对普通平头百姓开放的。因此逮至汉末，私学乃再度大兴，招生面广，以此填补官学的空缺。比如说郑玄在高密授课，贩夫走卒皆任其听讲；卢植在涿县，靠着织席贩屦为生的刘备都能拜入门下，由此即可得见一斑。
然而汉末乱世，不但遏阻了私学的发展，就连官学亦受到极大冲击。西晋初期的太学，规模比之东汉缩减了数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设国子学；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确规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准入国子学，五品官以下子弟准入太学，就此学校成为了官宦子弟的禁脔，世家门阀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权。至于地方官学，寥寥无几，始终都没能兴盛起来。
原因很简单，理论上官学生都是公费的，只招收少量自费生，则当社稷紊乱，国家财政也濒临崩溃的时候，谁还有钱去搞教育啊。至于世家门阀，他们可以在自家内部搞族学嘛，自然也不肯掏钱出来资助公家。
裴该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门阀对教育的垄断，唯此才能将更多寒门才俊吸纳进体系中来，扩大和稳固统治基础。想要扶持寒门，光靠考试制度是不够的，因为在缺乏足够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寒门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为低，就算总量庞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几个人才呢？
裴该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张不论身份高低，“唯才是举”，自不可能无条件地倾向于寒门，甚至于宁要寒门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当关中政局大致稳定之后，他就耐着性子与群僚商议，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台，又向郁翎等商贾贷款，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笔教育经费来。虽说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国皆设郡学，如今这一政策也扩大到了秦州，但终究地方财政困难，就算应命，真把学校建起来，也不过虚应故事而已。裴该不打算把这笔教育经费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计划着在长安城内，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学堂，普招雍、秦、凉、梁四州子弟。
对，也包括梁州，虽然目前只有一个汉中郡为周访所据，但就理论上而言，也算是潼关以西，是他行台执掌之地。
学校的硬件设备好解决，长安城内本来就有很多空房子，随便挑几套相邻的，前后打通便可。况且裴该还“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那玩意儿原理很简单，此前他不过三言两语，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领着工匠们给搞出来了，与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纸术难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开路，随即便大量印刷五经。
但是学校的软件却比较烦难，最关键的——你得先有老师啊。
其实老师也不是太难找，就目前而言，裴该还不打算搞国民教育，他也没有那个精神头儿，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么很多关西士人，也包括旧日官僚，裴该与之相谈，觉得毫无才具，唯能死读书的，就都可以往学校里塞。然而老师一大群，还必须得找一个有本事，有名望，镇得住场子的老先生来当校长，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该便想到了董景道。虽说董景道在当世为大儒，真搁到儒学史上，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来——裴该前世就几乎未闻其名——但乱世之中，关西虽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况且据裴嶷所说，董老先生“《三礼》之义，唯尊郑氏”。
其实裴该对于历朝历代的儒学派别，并无研究，也不大分得出优劣高下来。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为一变，毫无节操地迎合统治阶级；到魏晋又一变，化为玄学，也就是沿着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远；唐儒复归人事，宋儒化为理学，从此之后，这辆破车就越行越散架，终于彻底固化了国民思想，走向社会的反动面……
但就同一时期，儒学各派孰高孰下，裴该多半分不出好赖——当然啦，基于对理学的厌恶，他感觉南宋之时，浙学为上，虽说浙学和理学究竟有啥区别，他其实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他知道，在这魏晋之际，主要的儒学流派就是王学和郑学，而且基本上郑学被王学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学的始祖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给他撑腰。虽然仍为晋臣，但鉴于原本历史上西晋之亡和东晋之衰，裴该暗中秉持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凡司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对，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异议，也一定要暗中设法，给他掀个底儿掉！
因此当初裴嶷推荐董景道，一听说此乃郑学大家，裴该便即往顾茅庐，再加上老先生也并不难说话，还给裴该出主意编纂《姓氏志》，则裴该欲用此老久矣。这回为了发展文教事业，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辞了——教书育人对于士人来说，那可是最光荣的职业啊，孔子不就是以“师”著名的么？
裴该亲自出长安城相迎，将董景道接至大司马府中，盛情款待，并且向老先生详细介绍了长安城内新建学校的情况。他说目前师资都到位了，打算您一履任，便即公开召生，我的计划是，不论出身，只要有志向学者，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可入学。
之所以规定年龄，是汉代就有年逾六十，白发苍苍仍为太学生的，裴该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教育资源嘛，那种老帮菜就算学出来了，还能做什么？我搞教育是为了培养基层官吏，还真不是玩儿慈善啊。
董景道沉吟道：“不论出身，皆可入学么？还须加以甄别，以免假意向学及作奸犯科者混杂其中……”
裴该点头道：“这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