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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用靴子碰了碰桌子底下的一个帆布包。“我送你一百支胰岛素针剂，你不想要吗？”
“上帝啊，我太高兴了，”拉贝说，“可是你其他病人不需要吗？”
“我们只给他们治疗枪伤和刀伤。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屠夫，整天除了在人身上切除和缝合就不干别的了。”他举起装了胰岛素的书包，放在桌子上，又对拉贝说：“尽快用——一年以后这些药就失效了。”
“我会的。万分感谢。”拉贝说。
大家交谈时，瑟尔·贝德士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里打着盹儿，布满青筋的手仍端着茶杯，脖子上的喉结不时地跳上跳下。在美国人当中，因为他的机智和博学，他通常是最活跃的一个，可是这天下午，他疲惫得已无法支撑。这些天来，除了管理南京大学内的难民营，他还开着辆卡车，给安全区内养活着二十万难民的各个粥场运送大米、木柴和煤。只有外国人在运送粮食的时候才不致遭到抢劫，所以开车的活儿都是瑟尔和其他几位外国人包下的。我们谁也没去打扰他。
茶会快结束时，明妮建议埃里森先走，因为他身边还跟了个日本卫兵，于是这位外交官就比其他人先走一步了。这时茹莲进来了，一双杏仁眼里全是笑意，悄声对我说，门外聚集了一群妇女，要向拉贝道别。
我走到拉贝身边对他说，“拉贝先生，我们难民营的一些妇女想跟您说声再见。您能去见见她们吗？”
“好的，我来了。”他举起茶杯一饮而尽，就跟着我们来到门口。其他人也都出来了。
科学楼前的景象让我们震撼。三千多妇女和姑娘们齐齐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不要把我们丢下不管！”一个声音喊起来。
“可别再不保护我们了！”另一个叫道。
拉贝慌乱起来。他走到第一排人群面前，说：“都请起来吧。”
可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他弯下身去，用英语对她们又说了几句，还是没有人动一动。他向人群按中国方式鞠了三个躬，然后直起身子，对大家挥着手，有些人已经号啕大哭起来。他问明妮：“我该怎么办？”
“跟大家说点儿什么吧。”
“我能说什么呢？我根本没办法解释我的离去。要是我能像你一样留下来就好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宽阔的前额冒出一层汗珠。他不会说中文，于是转向人群，再次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但是人群依然不起来，很多人哭声不断。拉贝对明妮说：“我还是走吧。”
“好的，这边请。你可以从旁门走。”明妮说。
我示意路海过来，告诉他替拉贝去把小侧门打开。拉贝跟着他，沿着走廊，从月门走出了院子，车子也没开走。他只能走着回家了，其他客人也都步行离去。
明妮后来对我说及那群妇女。“我没想到她们对约翰·拉贝有这么深的感情。”
“是啊，她们对他感激不尽啊。”我说，“而且，她们一定很害怕，希望受到保护。”
对很多妇女和姑娘们来说，拉贝一定像个保护神，总是毫不犹豫地对抗日本兵，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他在难民们眼中，远远不止是一个英雄。
十七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个四十来岁叫素芬的难民来到校长办公室，说她在城里模范监狱的劳工队伍里看见她十五岁的儿子了。明妮很吃惊，问她：“你看清了那是你儿子？”
“肯定是他，他朝我喊妈，还喊着说他好想家。魏特林院长，求您帮帮我，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吧！”
“别急别急。跟我们详细说说那地方。”
素芬被问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里关着多少人？”我从里屋的办公室走出来，问她。
“好几百呢，好些人披着麻袋，像穿着雨衣的样子。有很多跟我儿子一样是十几岁的孩子。”素芬说着，两只大眼睛激动得发亮，晒爆了皮的鼻子翕动着。我知道她在大刘那里是备了案的。
“你儿子还跟你说什么了？”明妮接着问。
“没别的了。他还没来得及多说两句，两个卫兵就把他们押走了。我明天早上再到那地方去等他。”
“尽量打听一下其他人的情况。”
“我会的。”
“先别告诉别人你在那里看见儿子了。我们要先拿出个办法来，有了办法再往外说。”
“我照您说的办。”
我很佩服明妮的慎重。如果我们把这消息一下子嚷嚷开，就可能在请愿的难民中引起骚乱，使大刘他们无法应付。
素芬慢慢走出办公室，她的肩膀下垂，走起路来两个膝盖有点儿互相磕碰。我想起几个星期前跟她交谈过，知道她是跟着一群难民从丹阳来的，她丈夫是国军里的伙夫，现在人在大西南什么地方。因为这层关系，她和我比较亲近一些，因为我女婿也在国军部队里。素芬告诉我，一颗炮弹落在她家后院，把正在院里喂奶羊的婆婆炸死了。素芬和儿子刚把她婆婆抬进屋，盖上一条单子，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于是她和儿子跟着乡亲们一起往外逃。可是还没等逃到通向附近一个镇子的大路上，他们就被日本兵的一个中队截住了。日本兵把所有壮实点儿的男人都扣下了，说是皇军需要“很多很多人手”，会给他们好吃好喝，还会付给他们优厚的工钱。素芬哀求一个当官的放了她儿子。他只是个孩子，还没满十五岁，瘦得像只吃不饱的小鸡。“求求您，别把他带走！”她恳求着，两手在胸前一个劲儿地作揖。可是那体格粗壮的军官一脚把她踢开，还说要是她再啰唆就割掉她的耳朵。她吓得不敢再吭声，能做的只有把身上的干粮和水都交给儿子。
国民政府建立的那所“模范监狱”，现在成了日本人的军事监狱。她儿子关在那里的消息，给请愿这件事投下了一线希望。这个消息也让我看到，明妮不懈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如果是我的儿子被关在里边，我也会竭尽一切可能把他救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出更多力，去帮助那些可怜的母亲和妻子们。
我和明妮都想知道，那所监狱里是不是还关着别的难民家的男人和儿子。明妮把大刘、霍莉和我叫到一起，提出个想法，派二十位妇女到模范监狱去，看看是不是能发现她们的家人。大刘和霍莉都觉得这么做太冒失了，对那些妇女也有风险。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监狱里看到更多难民的家人，就可以使我们的请愿更有力量。我提议，要不我们派三四个模样平平的妇女去看看？他们都赞成我的建议。
在路易斯·斯迈思的帮助下，明妮联系上了楚医生，他在市中心开了家诊所，关系很多，又热心帮助那些妇女找回她们的家人。多数外国人对他都评价很高，不过我对他的感觉要复杂一些。他在莱比锡大学拿到医学学位，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马吉牧师说，楚医生是个热情的人，值得信赖。他不像很多中国人，说话从不绕圈子，直截了当。虽然是为“自治政府”工作，他在当地人们中间却口碑不错，因为他没有任何官衔，大部分时间都在给病人看病。马吉把他推荐给几个美国人当家庭医生。
三月初的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和明妮来到他在城里的诊所，我们带去了请愿书，上面有六百个请愿人的签字和手印。
楚医生将近四十岁，举止温文尔雅。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在两天前已经见过大刘，对这件事情很知情。他身上三件套的西装显得有些大了，鞋子倒是擦得锃亮。他一边说话，一边用长长的指头在桌子玻璃板上敲着，好像在发电报。
“我昨天到模范监狱去过，和一个管事的聊了聊。”他用男低音嗓门对我们说，“那人说，那里关了一千五百来个强迫劳动的‘囚犯’。很多人是平民，有四十多人是孩子。但是那人不许我跟任何‘犯人’说话。他怕他的日本上司会怀疑他泄露情报。”
“您觉得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放人呢？”明妮问道。我有些惊讶，原来他已经介入进来了。
“有可能的。想法让更多的妇女都参加请愿，如果这里的日本人不理你们，就把请愿书送到上海去。总有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办法。”
“我们会照办的。”
“囚犯们都吃不饱，营养不良。有些人虚弱得没法干活。也许你们应该让那些认出来家人的女人送些米饭和咸菜去。”
“现在只有一个当妈的认出了她儿子。”我告诉他。
“我可以肯定大家会认出更多的家人。”
“我们会尽力而为。”明妮说。
“我也会尽我所能帮你们。”他叹了口气，眼睛黯淡下来，眉毛也耷拉了。
楚先生是城里最好的西医大夫之一，自从他一个月前返回南京以来，连一些日本军官都来找他看病。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希望这次请愿会有一些结果。
十八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明妮到校园后院的花园去看几株即将绽放的水仙。十年前，她从美国带来几个花球，老廖帮着种下去了。她很喜欢花，特别是那些在秋天和冬天里绽放的。经过小池塘时，看见一些尺把来长的金鱼，在水里肚皮朝上漂着。我们意识到，一定是被肥皂水和粪便给毒死了，死鱼中间还漂着一块用坏了的洗衣板。很多女人在这池塘里洗马桶。刚开始，我们力劝她们别在池塘里洗，可是太多的人还是在这里洗，弄得现在就成了惯例。她们还在池塘里洗衣服、洗尿布。校园里还有三处池塘，一个在图书馆后边，一个在职工楼南边，宁海路附近，还有一个在练习馆门前。但是那三处都比这一处大得多，所以还没被污染得这么厉害。
虽然目前校园里的难民只剩三千三百二十八人了，可已经离开的那七千难民却留下了大量垃圾废料。草丛里、篱笆旁，到处是粪便，难民中的一群女孩子曾用柳条筐和小粪叉把粪便收拾起来，集中倒在四座楼的后边。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那些排泄物必须尽快地处理掉，不然就可能爆发传染病。那些女孩们挖了一些大坑，把收集起来的粪便掩埋起来，可我们知道，即使掩埋也不是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需要大量的石灰来掩埋粪便，杀死细菌。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点儿石灰也没搞到。
“哎呀！太难闻了。”明妮说。
“我们最好马上把这块地方清理干净。”我说。
“说得对，我们一定得尽快弄到些石灰。”
我和明妮不再继续往西去看水仙花了，二人返身朝经理办公室走去。她想派路海到安全区委员会去找普莱默——拉贝走后普莱默继任当了主席——去问问他们答应帮我们搞的石灰有了眉目没有。我们在路上碰上了茹莲，她一看见我们就说：“有个姑娘自杀了。”
“在哪儿？”明妮问。
“中心楼。”中心楼现在由茹莲负责，霍莉因患扁桃体炎和过度疲劳而住医院了。两天前我去看霍莉，她就想要回来，说医院里太吵，可是威尔森不允许，一定要她再住一个星期。他知道一旦放她回学校来，她是不会躺在床上休息的。
我和明妮、茹莲一起赶往中心楼。果树的花香闻起来有点儿甜甜的，一些难民在校园里闲坐，寇拉领来的那两个盲女孩，和另外两个盲女孩一起在吹笛子、拉二胡，练习演奏昆曲选段。
中心楼的二楼围着不少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