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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明妮、茹莲一起赶往中心楼。果树的花香闻起来有点儿甜甜的，一些难民在校园里闲坐，寇拉领来的那两个盲女孩，和另外两个盲女孩一起在吹笛子、拉二胡，练习演奏昆曲选段。
中心楼的二楼围着不少人。我们走进一间住了六十多个妇女的教室。屋里一股呛鼻子的怪味儿，让人想起鸡笼，不过我已经习惯这种气味了。茹莲把我们带到最里边的角落，这里用天蓝色的帘子遮起来了。明妮和我俯下身去，细看那死去的女孩——她不满二十岁，相貌平平，但皮肤细腻，一头乌发。她一脸病容，合着双眼，嘴巴微微张开，嘴唇黑紫，我可以看见她嘴里面有浓稠的血迹。她的圆脸已经发灰，但表情安详，好像要张嘴打哈欠一般。她的手指短短的，手搭在似乎仍在起伏着的胸前。她的衣服包裹起来当了枕头，枕头旁边有一个空了的老鼠药瓶子，那可能是她在哪个废弃的厨房里找来的。一条破毯子盖在她的肚子上，两条腿却伸在外边，一只脚上穿着深红色的羊毛袜，另一只脚光着。虽然看上去眼熟，我一时却认不出她来。
“这是谁呀？”明妮问道。
“她叫余婉菊。”茹莲回答。
这一说我想起这女孩来了，她是十二月十七日那天被日本兵带走的十二个姑娘里边的一个，可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跟明妮讲她的事情。
“她干吗要对自己这样做？”她继续问。
“我也不知道。”茹莲说。
“你们有谁知道她为什么自杀吗？”明妮问站在周围的女人们。
她们都摇头。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那女孩夜里总是在哭。另一个人补充说，她经常不去吃饭，雕像一般盘腿坐在角落里，盯着地板出神。一位三十来岁、抱着个吃奶孩子的女人说，她觉得死的这个女孩一定是个学生，因为她经常独自一人在看一本厚厚的书，还哼唱电影插曲。从第一天开始，这些女人就怀疑她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我拽了拽明妮的袖子，说：“咱们出去吧。”
我们走出房间，茹莲跟了出来。在走廊里，我告诉明妮说：“那姑娘怀孕了，前两天去过医务室。她想做人工流产。我们跟她说，没法给她做，因为这里没有医生。我们应当更多地帮她，但却不能杀死孩子。护士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胎。”
“孩子的父亲是谁？”明妮问。
“日本鬼子。”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记不记得去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鬼子抓走了十二个姑娘？”
“记得，有六个人第二天早上回来了。”
“死的这个姑娘就是那六个人里头的。”
“可她们都说自己没受到伤害。”
“那只是她们自己说的。她们怎么能承认被人强奸了？要是大家知道她们被日本鬼子祸害了，她们还怎么找婆家？她们自己和家人都丢不起这个人。”
明妮大惊失色，身子一晃。她把手搭在茹莲肩上，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怎么对这事一字不露呢？那些姑娘至少应该接受一些治疗。”
“这种事情大家是不会说的。我想过要告诉你，可是我一直没有证据验证我的推测。谁会想到那姑娘会自杀呢？”我垂下眼睛，婉菊到医务室来之后，我应该告知明妮。
“其他五个姑娘在哪儿呢？”
“除了大刘的女儿美燕，其他人我不知道还在不在这儿了。”
明妮二话没说，转身重重地走下楼梯。她一个人出去了。
我叫来看门的老胡，还有老廖，他俩把尸体放在一个拖车上拉走了。明妮又转回来，我们跟着拖车，来到小果园外边的小山坡。我们在一道峡谷的坡上选了个地方，就开始挖坑。
老胡和老廖轮流着挖，我拿过铁锹也帮着挖，不到三分钟就干不动了。矮胖的老胡由于出汗稀疏的头发都贴在了脑门上。坟坑挖到快一尺深，老胡每扔出一锹土都要“嘿”地喘出一声，明妮便接过手去。她使出全身力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右脚下的铁锹上，往外扔土时再直起半个身子。她的铁锹挥得很有节奏，灵活的动作让我们感到意外。我知道她是在乡村里长大的，小时候什么活儿都干过。在伊利诺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读本科时，她还是个篮球运动员，用她自己的话说，“壮得像个大洋马”。没多一会儿，她也开始气粗起来，却干得更猛了。眼泪时不时涌出眼睛，和汗水一起流下脸颊。只见她气喘吁吁，鼻子好像也堵住了。
干了一阵后，明妮说：“可惜我们不能给她口棺材。”她把铁锹递给老廖。
“要是知道她家人在哪里就好了，”我说，“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她接回老家了。”
一群乌鸦在清澈的天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叫声。两只浑身是泥巴的野狗，活像一对双胞胎，站在附近，一会儿用爪子在地上刨刨，一会儿用鼻子到处闻闻，看那情形，一旦周围没人，它们就能把埋在土里的姑娘扒出来。这让我们警惕起来，一定要把尸体至少埋两尺深。老廖后悔没有带张芦席来，好把尸体包裹一下。
“婉菊，请原谅我们。”在老胡、老廖把姑娘放进坑里时，明妮说道。他们把土铲回坑里。在他们需要喘口气的间隙，我就拿过铁锹来接着干。把她埋好以后，我们站在土堆前默哀了一会儿。明妮像是对死者发誓一般地说：“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罪行在我们校园里重演。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如果需要跟日本兵拼命，我会拼的。我再也不当懦夫了。”
我说：“安息吧，婉菊，忘掉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明天会来给你烧炷香的。”
明妮蹲下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出声来：“都是我不好啊，婉菊！我应该守在你们旁边，不让日本兵把你们抓走。你们回来以后，我们应该多关照你们……”明妮停了停，又接着说，“你放心，那些畜生一定恶有恶报，上帝会代表你们惩罚他们的！”
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也哭了起来。
老廖和老胡把明妮拉起来，我们一起返回校园。老胡把皮垫子套在肩膀上拉着拖车。
我们在厕所里洗了洗脸，然后顺着走廊回到校长办公室。大刘在屋里，坐在沙发上，茫然地翻着他的小课本。看见我们走进来，他抬起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明妮。
她坐了下来，把婉菊自杀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了。”
“我真是个白痴。”她说。
“不要太自责了，明妮。是日本鬼子杀害了她。”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带任何感情。
“我今天没法上中文课了——脑子里满满当当的。”
“我明白。”他说。
“安玲，别走。”明妮恳求我。
于是我留下来，我们一起商量请愿怎么进行。素芬刚刚向大刘报告，她现在已经看见儿子四次了。那孩子告诉她，囚犯们常常被送去拆房子，并在城外修建一座桥，全不管他们中间很多人病弱得再也干不动活儿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两碗高粱米粥，外加几块咸萝卜或芥菜疙瘩。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大米。他哀求母亲设法快点儿把他救出去，不然他会死在里边的。她答应儿子一定救他出去，可其实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还请她带点儿吃的东西给他，她也同样没有办法弄到。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请愿，共有七百零四人登了记。我们决定把名单交给楚医生，希望他能转送到负责这类事情的有关部门。
十九
明妮和我带着请愿书到日本大使馆去见福田。一到上海路，我们就看到街道两旁冒出了很多简易商店，大多是用胶合板和波纹铁皮搭起来的，有很多不过是些一个人经营的小摊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里摆出来换钱，或是以物易物：门板、窗户、油灯、铁炉子、家具、小石磨、炊具、乐器、衣服和旧书旧杂志。至于食物，有烙饼、油条、豆腐、蔬菜、鸡蛋、猪肉和猪下水……所有东西都比日军占领前贵了五六倍。我花了七块钱给丽雅买了一只熏鸡，她流产以后身体一直虚弱，经常咳嗽，没干什么就大汗淋漓。“这简直就是吃银子呀。”旁边一个老妇人不住嘴地说，斜眼看那小贩用油纸包起了我买的鸡。我没搭腔，觉得那钱反正可能会继续贬值，还不如现在花掉合算。
城里各处守卫森严，只要没有身份证的，不管是谁，都马上被抓起来。日本兵会把人们身上所有值点儿钱的东西都抢走——一包香烟、一支钢笔、一把口琴，甚至衣服上的一个铜扣子也给拽下来。看到像是当过兵的，他们便仔细搜查，剥去他们的外套和上衣，让他们伸平胳臂。要是谁有个种过牛痘留下的疤痕，就会被他们扣留，认为那是弹片留下的伤疤。日本人似乎很害怕，尤其对游击队感到头疼，游击队会袭击他们在乡下的据点，阻断他们的运输线。最近以来，火车出轨的事情发生得很多，弄得火车总是晚点，有时候一连三天都没有去上海的火车。更为麻烦的是，游击队么，作战是不按正规军作战常规的，他们会没日没夜地突击小股日军，在偏远地区炸他们的碉堡，伏击他们的车队。时不时地从城外十来里地一带传来炮火声，仿佛又有部队来攻城一般。与此同时，尽管更多的西方外交官已经返回南京，但根据新政府的规定，不允许外国人，更不允许中国人离开南京。
在日本大使馆附近，一家鸦片馆挂出一条横幅，上面大书“官土”。鸦片曾经在这里是被禁的，可现在什么都可以合法出售了。显然，大多数商品是从安全区以外的地方抢来的。日本兵抢过的民宅，当地老百姓会进去再次搜刮，把有用的或可以卖的东西统统拿走。打劫成了很多人的谋生办法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在安全区里边做生意，相对安全一些，所以大多数小贩都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卖。
福田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解释说，还是找不到明妮在一月底交给他那名单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孩子。一个穿着花色和服和木屐的年轻日本女子，端着一个放着一把陶茶壶和三个茶杯的茶盘走进来。茶上过后，明妮对福田说：“我们刚刚在模范监狱里看见了很多老百姓。”
“真的吗？”他一脸难以相信的模样，眉毛都拧到一起了。
“千真万确。”明妮说了素芬儿子的事情，“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十二月五日被抓走的。他告诉他妈妈，监狱里还有很多男孩子。”
福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在一个扁鱼形烟灰缸上磕了磕手里的香烟。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我以为那地方是个只关士兵的地方。好吧，我们会调查的。请更详细地描绘一下那个孩子。如果他在里边，我会尽力帮他出狱的。”
“那我就这么告诉他母亲了。谢谢你。”
“魏特林小姐，”福田瘦瘦的脸红了，像是带着复杂的感情说，“我是想帮忙的。希望你能相信，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当然相信。”
我知道明妮并不完全信任他。他也许会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们，但考虑到他作为一名使馆官员，他本人不太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另外，这类事务必定掌握在军方手里，可是当明妮问他，他却只说他不清楚谁管这件事。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我们的请愿书交上去得罪军方。这也就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很深地介入此事。
我们再次谢谢他后，就离开了大使馆。我对福田的谦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