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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我做不到。”我回应道。
其他人都没做声，有的垂下了眼睛。明妮接着说：“素芬，告诉我，你拿了大米没有？”
“拿了，魏特林院长。真对不起。”
明妮转向人群。“她从厨房偷米是有错，但是你们应该动动脑子，想想粥是怎么稀的。她一个人，偷这么一小缸子，怎么可能就把那么多大锅的粥都弄稀了？厨房里一定还躲藏着大贼。我们不能把粥太稀薄都怪罪到这个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过是给挨饿的孩子偷了一口粮食。”
素芬开始哀哀地抽泣起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在看他们中间谁是大贼。我看了陈兴一眼，他傻笑着，不知道是冲着谁。
“素芬，”明妮又说，“这一次我让你拿去那一杯大米，但是你要答应我，再也不偷了。”
“魏特林院长，我要是再偷，就天打五雷轰！”
“呵呵呵呵！”有人窃笑起来。接着，整个人群爆发出一阵大笑。
几个女人走上来，都说明妮说得对——粥场里一定另有大耗子。
人群散开以后，路海向我们建议，不要让素芬再去帮厨了，以防有人可能利用她来搞乱调查。明妮同意了，并决定，如果她还想义务劳动的话，就派她去收粪队干活。
二十一
近几个月来，当地的红卍字会组织“道德社”，在救济工作中一直很活跃。这是一个中国的私人慈善机构，成立于二十年代，以道教和佛教为主旨，目前在全世界的会员数以百万计。这个组织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到苏联，在关东大地震以后也发展到了日本，在东京、伦敦和巴黎都设立了办事处。他们号召会员们学习世界语。三月中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安全区委员会，在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指挥下，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已经成为救济工作的主要力量。本地的红卍字会已经吸收了好几百新会员，忙着掩埋尸体。红卍字会的所有会员，在干活时胸前都佩戴着大大的“卍”字标记。这个标记是个佛教符号，两条手臂交叉，顶端是向左弯而不是向右弯，跟纳粹的符号没有关系。可是有些日本兵似乎把它与德国联系起来了，对那些干活的中国人态度比较客气。干活的通常是四五个人一组，为了忍住不被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熏吐，很多人在出发以前会喝一些劣质烈酒。如果有条件，他们会为死者，尤其是老年人，烧一把寺庙捐出来的冥纸。大多数情况下，掩埋工们只往尸体上盖一层石灰，再盖上一层土，就这么埋在千人冢里。明妮和我造访他们办公室时看到记录，从一月中旬到三月末，红卍字会一共掩埋了三万两千一百零四具尸体，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平民。崇善堂的人也在忙着掩埋死人。到四月初为止，他们在城里和郊区一共掩埋了六万具尸体，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妇女和儿童。还有些其他组织也参加了掩埋工作。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千人家出现，因为原有的那些都满了。不过，迄今为止，最大的坟墓是长江，日本人往长江里丢进了成千上万的尸体。
明妮向红卍字会的人请求了好几次，把我们学校西边那个池塘边的死人埋掉，可他们却说，他们收拾城里和几个主要屠场的尸体已经忙不过来，顾不上去管那些分散在郊区的了。两个星期前，他们得到许可，把下关的两万尸首埋掉，光那一项工作就得让他们干上一个多月，因为他们一天最多只能埋七百人——要把尸体集中起来，再一起埋掉。一直到了四月下旬，才来了一群工人，到那山谷里的池塘去，把死者集中到一起，把水里的一些尸体也捞上来，把这一带清理干净。
金陵学院里，难民妇女们也在忙着掩埋，不是人的尸体，而是人的粪便。她们把所有粪便收集起来，倒进坑里，盖上石灰。我能察觉到空气中的恶臭有所减轻，校园里一天比一天感觉干净了。四月底一个明媚的早上，我碰见了收粪队的领队，一个二十几岁的高个女子，梳着两条长辫子，我对她说：“慢慢来，只要你们能在两个星期内把所有脏东西都埋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要让咱们的校园干净又美丽。”她用清脆的声音回答说。
我喜欢她用的词儿“咱们的”，便对她说：“收工以后，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冲个澡。”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高太。”她的眼睛发亮了。
我们刚为难民们修建了一个洗澡房，她们都几个月没洗澡了。是明妮不顾有人反对而坚持要安装那些设施的。这里的妇女和姑娘们都很喜欢洗澡房，那里边沿墙有二十六个淋浴喷头，有些女人对于可以自己调节水温感到十分惊奇。可是，由于难民人数太多，每个人只能两个星期洗一次。
几天以后，粥场管事的陈兴被土匪杀了。一定是他那种张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认定他是偷了大量拨给难民的粮食，所以要他出一点儿血给他们。他不承认侵吞了什么大米，却说可以帮他们去偷我们的车。可是等他们半夜里悄悄溜进我们学校，找到我们那辆破车时，无论怎么折腾就是发动不起来。他们打碎了挡风玻璃，大骂陈兴，声称不会就这么白白放过他。于是他们冲进他的家，到处搜查，却没能找到任何大米。他们把他捆在椅子上拷问，他承认刚把赃物卖掉，钱都汇到天津他父母那里去了。他保证尽快再替这伙土匪搞到一千八百斤大米，可是他们不耐烦了，一个土匪一刀戳进他的胸膛，结束了他的性命。
这些都是他老婆告诉我们的。这女人有点儿缺心眼儿，把整个事情合盘托出。
学校刚刚收到一些小麦和大麦，加了豆子和其他粮食的大米粥，终于稠到可以把一双筷子插在碗里不倒了——这才是传统标准的好粥。再也没人对伙食问题抓住不放了。路海开心解气，说是“上帝之手”帮助我们清除了大耗子，然而对明妮来说，这个结局来得太晚了。她还说，这样的惩罚也太狠，她是反对死刑的。
五月中旬，“自治政府”下令，所有的难民营月底前都要关闭。同时，日本大使馆设晚宴招待在难民营工作的外国人。一开始，明妮不想去，但转念一想，她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跟官员们交换一下看法，争得他们的同情。她带了一份请愿书去赴晚宴，希望把它呈交给日本的最高外交官。
总领事冈崎没在宴会上露面，晚宴由田中和福田主持，约翰·埃里森和一些美国传教士，包括明妮和霍莉都出席了。田中讲了为什么有必要关闭难民营，并赞扬了外国人为难民所做的一切。明妮把请愿书递交给这位副领事，他很快地翻阅了一下，答应要深入调查此事。他的许诺得到来客们的一阵掌声。所有难民营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同意将难民营关闭。明妮很感激同事们的支持，这种支持等于是一种帮忙，以回报田中的这一表态。
三天后，我们听到了田中的回音。他说，素芬的儿子，还有被认出的另外八个人中的四人，一星期内可以从监狱被释放。不过，根据监狱里的档案，其余的四人与中国军队有牵连，只能继续关在监狱里。明妮反驳说：“你看，我们的资料都讲了，那些人都完全是无辜的。”
“魏特林小姐，”田中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监狱方面同意让你的女人们来看她们的丈夫、儿子在不在里边。我相信，更多的人逐渐会被释放。”
明妮没有再给他施压，而是确定了一个时间，允许女人们到监狱去探看。挂上电话以后，她一脸兴高采烈，我也很高兴，两人紧紧拥抱了半分钟。
经过五个月的争取，终于有了一些进展。我们希望情况继续好转，几百名男人和孩子们都被释放。明妮去到大刘的办公室，向他报告好消息，可他不在里边。我们俩一起走出屋去，到校园里溜达溜达。
半小时后我们回来了，看见大刘正在走廊里吸烟。他告诉我们：“教友会的人来过，说他们医院里有一个疯姑娘，他说她是我们学校的人。”
“她叫什么？”明妮说。
“不清楚。”
“我们怎么办？”她问我。
“也许应该去看看。”
“那好，咱们去看看。”
我俩叫来一辆人力车，到城南原来安全区之外的那家小医院去——两个星期前，安全区已经取消了。我们沿着炮楼胡同正走着，四架中国飞机突然出现，向东飞去，去轰炸句容附近的飞机场。日本的高射炮立刻朝它们射击，拉出燃烧的弧线。相比之下，尽管日军的飞机拦截中国轰炸机比较有效，他们的高射炮火力却不及我们部队的猛烈。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我们的飞机这是第三次飞过南京上空，不少人面露喜色地注视着它们远去，不过没有人发出欢呼的声音。
“希望他们把日本飞机都摧毁。”我说。
“我只希望他们执行完任务以后安全地返回营地。”明妮回答。
我们的空军，尽管规模不大，想必是受到我军最近在徐州地区胜利的鼓舞，我军挫败了皇军的进犯，迫使皇军不得不后撤。南京的各家报纸，都将这一胜利说成是日军的“重新集结”，而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真实的情况：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投入了六十四个师，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使日军抵挡不住。
教友会的医院设在一所弃置的学校大楼里，看上去敦敦实实，却挺干净，给人以半空的印象。我们一到，就被带到二楼。那个精神错乱的女人，穿着法兰绒上衣和一条黑色绸裙，被关在一个朝南的小房间里。她骨瘦如柴，二十岁出头，头发乱蓬蓬的，前额宽大，两片薄嘴唇。一看到我们，她大眼睛一转，哼唧起来：“美国间谍来了。”
“她叫什么名字？”明妮小声问一个护士。
“每次问她，她的名字都不一样，有时候她叫谭爱玉，有时候又叫傅曼玉。上星期她说她从满洲里来，这个星期却又说自己是本地人。”
“那你们怎么能相信她是我们学校的人？”我问。
“她经常提到魏特林院长。”
“她都说我什么了？”明妮问道。
“没法跟你说。”那护士摇了摇头发花白的脑袋。
“看她倒还真是有点儿眼熟。”我说。
“确实眼熟。”明妮也说，“我好像见过她。她可能是去年十二月里被日本兵抓走的那十二个女孩子里边的。”
“对，我想起来了，”我说，“可我觉得她不是回来的那六个里边的。她一定是本地人——一听口音就知道。娄小姐曾经把她介绍给我，我见过她用纸叠动物，叠得非常好。她是叫玉兰还是什么的。”
一听这话，那疯女人不再咕哝，吃吃地笑了，指尖戳着自己小巧的下巴。她喊了起来：“我不是玉兰！玉兰死了，被美国传教士出卖了，被当官儿的杀死了！”
“你说的是什么当官儿的？”我问。
“日本中佐。”
疯女子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让人不知所云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把她带回金陵学院去吗？明妮和我走到一边去商量。我们决定等一等，先把娄小姐找来；我们应该先辨认一下这个女人是谁，再说该怎么办。现在精神错乱的人太多了，哪能把每个人都照顾得过来啊。
我们请护士好好看着玉兰，并说我们很快还会再来看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