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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谢谢他后，就离开了大使馆。我对福田的谦恭有礼，印象很好，不过，我和明妮现在对他会不会把请愿书交给上司更没有信心了。他总是公事公办得像戴着一张无法看透的面具，仿佛任何事情他都没有感觉。我从来没见到他那张脸有彻底放松的时候，弄得我连他的年龄都无法确定——也许不到三十岁，但也有可能已经快四十了。
我们沿着天津路往南走。这一带虽然在安全区范围内，很多房子却已成了一堆瓦砾，有些房子虽还没倒，也已经没了房顶。好多电线杆子也不见了。几座大楼已经只剩下个大骨架子。在汉口路的街角，我们看见一辆人力车拉着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让车停下，吩咐车夫去干什么，只听他喊着：“号古酿，多多油！”一开始我没听懂他说的什么，然后醒悟过来，他说的是：“好姑娘，多多有！”那中国车夫摇摇他满脸汗涔涔的脑袋，连连摆手，说他不知道上哪里去找“好姑娘”。一听这话，一个日本兵跳下车来，几拳打在那人胸脯上。“哎哟！哎哟！”那人哀号道，“我实在不知道上哪儿找她们啊！你就是把我打死，我还是不知道哪里有姑娘。她们都跑了。”
明妮大步冲了过去，我紧跟在她后边。另一个日本兵一看见我们，就发出一声喊叫，他的同伙一听就突然住了手，又坐回人力车。他俩令车夫赶快走，那车一阵风地在街角打了个转儿，一下子不见了。
我俩继续向西走。快走到我们学校时，远远地我们看见了约翰·马吉——他的吉普车停在大门旁。我们赶快朝他走去。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头上的软呢帽歪了。“你们好啊，明妮和安玲，”他说，“我带来些奶粉，还有一筒鱼肝油。”
“太谢谢了。”我俩一齐说。
路海正忙着卸车。他说：“这里的孩子们正需要这些。”
明妮告诉马吉：“我们的粥场已经成了一件头疼的事了。这里的孩子大多数都营养不良，所以奶粉和鱼肝油正好给他们补养一下。”
“我们刚弄到一卡车，”马吉说，“等分配完了，要是还有剩余的，我就再给你们送一些来。”
“那可太好了。先谢谢你啦。”
牧师开车离去了，留下一股尘土和尾气。他现在开了辆新吉普，旧的那辆道奇被日本兵偷走了，这一辆是从一个日本军官手上买来的，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马吉给我们的那辆破车还在，但已经发动不起来了，明妮说，不值得花钱去修了。
明妮对路海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厨子每次做饭往锅里倒米的时候我都看着，可是粥还是和过去一样稀溜溜的。”
“我们不是有豆子吗？”
“有，有三十麻袋。”
“往大米里加些豆子，那样粥会稠一些。”
“好主意。我明天就让他们开始加。”
我们刚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些绿豆和菜豆。由于营养不良，有些难民出现了浮肿，所以在普莱默·米尔士的反复申请下，从上海方面弄到了六十吨豆子。得到了豆子，再加上马吉给的奶粉和鱼肝油，我们都高兴不已。不过，明妮不让路海插手分发奶粉和鱼肝油，也许是担心他可能会送一些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于是她要我负责这事，我当然很乐意干。
几天之内，大多数妇女不再抱怨粥太稀了，因为加了豆子，粥就稠多了。不过，明妮对粥场的贪污问题依然不能释怀，只要略一提及，她就会燃起怒火。要是我们能抓到那个贼就好了。
二十
第二天下午，楚医生来见我们。那天早上，两名妇女在模范监狱看见了她们的丈夫，当时那些囚犯正在上卡车，要被拉去干活。不过，瘦削的楚医生并没能带来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说：“我亲自把请愿书交到‘自治政府’，连同一大叠文字材料，可他们说，我们提供的信息太不清楚，他们没办法帮忙。”
“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明妮问。
“他们说要每一个人更详细的描述。”他吹开杯子里的茶叶。
“什么样的描述？”大刘问。
“身体特征，比如身高和体重什么的。”
“简直荒唐！”我说，“那些女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们的丈夫、儿子现在体重多少？”
“尽你们最大的能力吧，再详细一些就好。”
“也就是说，我们还得从头再开始才行。”明妮说。
“考虑到有更多妇女在监狱看见了她们的家人，也许从头再开始是值得的。我知道那些官员可能是不想理会这件事情，但你们不应该这么轻易就放弃。”
楚医生走了后，我们三人商议决定重新整理请愿书。这一工作需要大刘他们四人干上一个多星期，但是，哪怕只救出一条命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明妮让十几个年纪大些的妇女每天早上都到模范监狱去，看看还能不能在劳工队伍里找到更多的家人。她写了封公函让她们带着，上面说，这些妇女不会找麻烦，只是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儿子。按照明妮的指点，那三个已经看见自己家人的妇女，还到城防司令部去报告了，呼吁放人，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复。
校园现在已经不再由日本宪兵守卫，到处鲜花绽放，有紫丁香、红木兰、番红花、白绣菊，争奇斗妍。鸟儿不停地啼鸣，好像要把嗓子叫破。这么多的鲜花，引得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进来想讨一束，明妮很乐意地让老廖把各种花剪下一枝送给他。日本兵每天都三三两两出现在校园里，但这时已经没有那种暴戾了。他们很欣赏我们那些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的教学楼，前门的大圆柱子、大屋檐，还有房檐四周和房顶的兽头。我尽自己所能接待他们，希望他们当中有谁可以帮我找到在东京的儿子。我们已经十个月没有浩文的消息了，禁不住担心他是否还活着，可是我始终没有向他们任何一位张口帮我找儿子。我还没有碰见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有些日本兵对我们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中国太大了，日本根本占领不了。他们都是从历史教科书上了解这个国家——出产大苹果、大鸭梨，大片的大豆庄稼，丰富的矿藏，还有漂亮的姑娘。但是他们不曾想到中国的土地竟是这么广大，又比他们以为的要贫穷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以为，一旦占领了南京，战争就会结束，他们就可以回家。所以他们盲目拼了命地作战，每个人都想抓住时机消灭敌人，可现在，战争结束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有位士兵甚至说，日本应该满足于占领朝鲜半岛和满洲，不应该继续扩张了。“我们吞下的太大了，消化不了，我们太贪婪了。”他对我们说着，豁牙一笑。有位中尉，是个基督徒，来给难民送过两次东西，有肥皂、毛巾，还有饼干。有一次我们带两个下级军官去看难民营的幼儿园，一群刚会走路的孩子们玩得正欢，明妮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失去了父亲，他俩喃喃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们。”
一天下午，在从医务室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了路海，他正从对面走来，跛着脚，戴着一顶八角帽，穿一件人字呢外衣，一双很旧的牛津皮鞋。他停下脚步，我们谈了谈校园里的一些情况。我们给三千三百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发放了免费饭票，但路海还是没发现粥场的漏洞究竟在哪里。厨房的管事指责厨子每顿饭都偷走一点儿大米，而其他几个人认定管事才是最大的贼。在路海看来，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从可怜的妇女和营养不良的孩子嘴里往外偷粮食。听到这里，我的火气又冲了上来。要是有办法逮住那些盗贼就好了！
我觉得管事陈兴一定手脚不干净，因为他总穿得像个阔少，抽着大前门香烟，这么暖和的春天里还穿着根本用不着的漂亮毛呢上衣。每次我碰见这个爱吹牛的壮汉，他都会用吸烟过度的公鸭嗓大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们熟识多少年了似的，好像我应该感激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似的。明妮有一次要他把配额的粮食是怎么使用的交一份详细报告上来，他却说自己不识字，翻着他的大牛眼傻笑，仿佛在告诉她，他用不着听从她的指令。可我曾经看见过他闲得没事就看报或看武侠小说，所以我确信他是个骗子。
路海和我谈及三天前在大门口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姑娘。当时明妮不在学校，霍莉也不在现场，所以谁也不敢阻止那两个士兵。后来明妮向日军在南京的司令部提出过抗议，但是没有那姑娘的任何下落，我们都知道她是不可能回来了。明妮在整个难民营训过无数次话，要大家不要在大门口闲逛，可有些年轻人不是把她的话没当回事，就是忘了她的提醒，仍在大门口跟新来的人和路过的人闲聊。有几个甚至还穿得花里胡哨。更糟的是，连美燕也去过大门口，衣服下面藏着大剪刀。我们一发现就立刻告诉了大刘，从那以后他把女儿牢牢关在家里。到目前为止，共有两个姑娘从大门口被抓走。明妮发了话，要是谁再到大门口去招摇，她就把谁赶出我们校园。这才最终使大家不再去门口晃荡了。
路海和我正谈着，忽听运动场那边一阵喧闹，一大群人聚集在粥场外边。我们走过去看个究竟。
一路走去，只听见一个女声高喊着：“拉她游街！
“对，把她拖到街上去。”一个男人叫着。
“给她脖子上挂个牌子！
“把她头发剪了！
一个微弱的声音请求着：“大哥、大姐们，放了我吧！我再不敢了。”
我听出是素芬的声音，赶忙加快了脚步。接着就看见那可怜的女人，脸色苍白地站在人群当中，两眼是泪，头发蓬乱。她像个罪犯一样头低着，浑身在发抖。不时抬头抹一把鼻涕。路海走上前去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陈兴歪过他的麻子脸，回答说：“我们总算抓住了一个贼！这女人今天来义务帮厨，可她却偷大米。”
“证据在那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指着凳子上的一个绿茶缸，里边装着糙米。
“怪不得我们的粥那么清汤寡水。”一个女人说。
“咱们可不能放过她！”一个尖锐的女人声音喊道。
“拉她示众，再押她游街。”一个小个子女人挥着拳头附和着。
“求求你们，大哥、大姐们！”素芬哭诉说，“别打我，我以前从来没干过。我儿子在监狱里，快饿死了，求我给他送点儿吃的去。我没钱买，也不知道上哪里弄去。”
“骗人！
“我们都知道自觉，不管多饿，也不能当贼。”一个壮实的女人说。
“她一定还偷过别的东西。”
“别费口舌了。把她拖到前院去。”
“哎，大伙儿别忙。”陈兴说话了。“我们不应该自己处理这事。干吗不把她交给管事的人去？”
“不行，我们一定得教训教训她，”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不依不饶，“一定要堵住厨房的漏洞，不然咱们吃的粥就会越来越稀。”
我正要上前干预，尽管也不能肯定自己能不能把素芬从他们手上救下来，明妮突然出现了，大声喝道：“都住手，简直像一群暴徒！你们应该为自己羞耻。”
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明妮继续说：“这个可怜的女人名叫严素芬，十五岁的儿子被关在模范监狱里。我知道确有其事。他好多次求当妈的送吃的给他，她跟我说过这事，可是我们拿不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