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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没忘，会教你的。等战争结束，我要在这里给自己盖个房子，买辆小轿车。”
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要是能像她那么能干该多好。这里的很多人把她看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敬佩她高大的体格，和她作为领头人的能力。
开过福建路，快到挹江门时，我们看见更多的房子被夷为平地，这一带比去年冬天看上去更荒凉了。过去的交通部，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院落，周围由铁丝网围起来，里边排着十多座简易房，是军用物资的仓库。一路上，无人居住的房舍大多数都被拆掉了，砖头木料堆成了小山，准备拉走。不过火车站一带却是人声喧闹，小贩们沿街叫卖着，街面上满是小店铺，卖着饮料、水果、糕点、香烟和酒。车站是一座带圆阁尖顶的三层小白楼，几个票贩子在车站周围转来转去，朝着过路的人挥着手里的车票。
所有的火车时刻都是按东京时间，比中国时间晚一个小时。车站大厅内，买票的人们排成两队。一条队短短的，那是日本旅客；另一条队长长的，足有一百多名中国人。茹莲排在长队的末尾。可是这条队前头的那扇小窗一直关着，只有短队在往前移动。离我们不远，站着一个细瘦的日本办事员，身穿一身蓝制服，黑帽檐锃亮。我们担心茹莲和孩子们会赶不上火车。明妮走到那人跟前，说：“看见那些字了吗？”她指着大门上方的标语，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中日携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那人点点头没吭气。明妮又说，“你不觉得你们对待这些中国旅客的方式，违反了日本的政策，破坏了东亚共荣吗？”
他心里有数地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可他还是一声不吭。然后他慢慢踱回到办公室去，一分钟后，另一扇小窗开了，开始向排长队的中国人卖票。
窗外，一列火车进站了，震颤着停了下来，吐出了成百的旅客。新到南京的人再也不用在来苏儿水里洗手，也不必用杀菌水漱口了，卫兵只对两名出站的青年人搜了身。生活又恢复了正常——除了宪兵还是要查验所有人的证件。
茹莲拿着六张火车票和两张月台票回来了，我们一起领着盲女孩们走出大厅。办好行李托运后，我们来到二号站台。在月台的最西头，大约四百名日本士兵懒懒地在等火车，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坐在铺着水泥板的地上。有几个人挥打着胳膊，又是呻吟又是喊叫。二十来个年轻的日本妇女，有的还不满二十岁，在这群士兵当中穿行，把饭团和水壶递给大家，有几个妇女在喂着裹满绷带的伤兵。他们旁边停着一节卧铺车，里边是一些受伤的军官，在吸烟喝茶，有的在打牌。车厢的窗户蒙着一层雾气——里边一定很暖和。月台上的伤兵虽然有人照料，可在我看来，他们还是像一袋袋垃圾，在灼灼的阳光下，被扔得到处都是。这个场面让我想起一年多前在这里看到的中国伤兵。多么不同的情景啊，然而这些伤兵，多少有些类似那些被自己的将军们抛弃的中国伤兵。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副惨状，像是快被榨干的老人。
军官的卧铺车厢前头，停着三辆敞篷货车，上边装满了车辆——卡车、轿车、救护车、蒸汽压路机、吉普，都等着被运往日本。此刻我明白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没收中国人驾驶的汽车了。
去上海的火车来了，茹莲和五个盲人孩子上了第三节车厢。一扇窗户打开了，她们通过窗户朝我们挥手。明妮走近一些，对她们说：“多加小心啊。”
“我们会想你们的。”一个女孩子说着，声音哽住了。
我也走上前去，拉起她们的手。一个火车头鸣着笛，沉重地喘着粗气，在另一条铁轨上缓缓爬进车站。我们来不及再多说，一位列车员叮叮咣咣关上了车门。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喷出一团蒸汽，然后开始向前移动。四只手伸出窗户，向我们挥动着。明妮朝她们飞了个吻，我也跟着飞了一个。
回来的路上，我们在挹江门被拦下了，因为明妮没带霍乱注射证明。没有那张证明，新来的人是不许进城的。一个军官把她带进附近的一间小房间，命令她打一针预防针。她不肯，坚持说她不是新来的，只是偶然把她的医疗证明忘在城里家中了。“你看，”她对那个一脸粉刺的人说，“我车里没有任何行李。我住在城里，是南京居民。”她争辩了五六分钟，那人没再要她打针就放她走了。他警告她说，从今往后，她再进出城门，必须带齐所有的种痘证明。
三十四
中学的学生们都放寒假离开了学校。现在我们的教职员工可以放松一下了。唐娜和爱丽丝去上海度假了。普莱默·米尔士新年过后离开南京一个星期了。随着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解散，他觉得这里已经不需要他了。普莱默告诉我们，他在上海会想办法把那六个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人从监狱里弄出来。明妮请他把玉兰也算在内，他答应了，不过他说，他仍是没有把握把她救出来。明妮每天都要看看有没有信来，希望普莱默有所进展。她私下告诉我，从现在起，不论何时我们向日本人提出放人的要求，她就要把玉兰和那六个人合到一起。我觉得，这对救出那个疯女子，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虽然没接到普莱默的来信，我们对他为这件事情的努力仍抱有希望。他是一个好人，真诚并且值得信赖。
天空中的满月又开始变得越来越细瘦，天空一夜比一夜更黑了。一月里的第三个星期，丹尼森夫人给教职员工的圣诞礼物寄到了。那是一个大包裹，足有七八十斤重。每一年，老太太都会花上至少一百元，给校园里的雇员送礼物。我们每个人，包括厨子和看门人，都会得到一份。她和明妮一样，中文说得很流利，了解我们中国人，连我们的风俗习惯她都熟记在心。她们两位都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中国人的一些特性已经渗透到她们的骨子里。跟这位首任校长不同的是，明妮只会在春节时，给少数几位朋友送礼物。她为的是不去抢那老太太的风头，也知道上司送礼物太多的话，会吊高雇员的胃口。她问过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想要她除夕夜到我们家来一起吃年饭，她答应了。
收到丹尼森夫人礼物两天后的晚上，全体教职员工聚集在南山宿舍楼，明妮为大家举办了一次晚会，把礼物分发给大家。礼物中有罐装的碧螺春、袋装的葡萄干和开心果、带拉链的中英文对照的《圣经》、香烟、罐头水果、猪肉松，甚至还有几包鞭炮是送给有孩子的人的。不过，送给明妮的两个鲜芒果已经变黑，不能吃了。可她又得到了一本教友会日历，这让她很开心。“太可惜了。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芒果呢。”路海说，他的礼物是一条花纹领带。
明妮笑着对他说：“我会记着哪天给你弄几个来。”
我得到一件绒衣，还有一条花围巾是给丽雅的，一包芝麻软糖是给帆帆的。丹尼森夫人在很多礼物上都标上了名字，所以我们分发起来很容易。老校长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很细心的，尤其在这类小人情上。
大刘举起一支二踢脚说：“老天，这年月谁敢放这家伙？日本人还不得冲进来搜查武器呀。”
大家哄堂大笑。每个人都很开心，房间里喜气洋洋，热火沸腾。
明妮给我们读了丹尼森夫人的来信。老校长表示，礼物恐怕会到得晚了，我们就把它们当做既为庆祝圣诞节也为庆祝春节的吧。今年的春节是二月十九日，还有一个月呢。这些礼物，表达了她对我们每一个坚守金陵的员工的感谢。她还说，她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第四部 此恨绵绵
三十五
丹尼森夫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回到金陵学院。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助手杨爱凤。爱凤曾在学院里教过不少课程，像园艺学、儿童教育还有家庭卫生。明妮为她们举办了欢迎晚会，全体教职员工都参加了。大家又见到丹尼森夫人，情绪都很激动。
从职务上说，老太太现在只是我们学校的顾问了，可她把学校看成是她自己的一部分。她已经六十九岁了，尽管亚麻色头发已经灰白，又因为慢性背疼显得有一点点驼背，可她身体还很健康，并且一点儿没发福。和你长篇大论时，她会不停地打着手势，长脸上不停在笑和哭之间变换表情，一双褐色眼睛因为说话过多而变得火热。可大多数时候，她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仿佛刚刚遭遇了什么不幸。她告诉我们，美国很多曾经给金陵学院捐款的富有家庭，都因为学校的前途未卜，不愿掏钱了。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她在校园里到处看看。我们来到家禽中心，茹莲热情地迎接了教过她的丹尼森夫人。老太太满意地看到，茹莲依然在做实验，还欣然地听说，有些母鸡一天能下两个蛋。想想吧，要是我们国家三分之一的母鸡都这么个下法，这个实验对于中国人的餐桌，该有多么了不起的贡献！突然，一只母鸡咯咯咯嗒地叫起来。“一定是‘媒婆’。”茹莲杏眼一转，边说边走进鸡舍。她给她掌管的每只鸡、鸭都起了名儿，“媒婆”是一只小黑母鸡，经常带着一群母鸡去找公鸡。
茹莲一会儿就托着一个老大的红皮蛋回来了。“看，这只鸡经常下双黄蛋。”她把蛋递给丹尼森夫人看。
老太太两手捧过蛋。“哦，天哪，还热乎呢。”
“给你了。”茹莲说。
“真的呀？”
“真的，双黄蛋孵不出小鸡。”
丹尼森夫人掏出一条亚麻手绢，把鸡蛋包起来。茹莲找来一个糕点盒子递给她。“这太好了！”老太太说着，把小布包放进纸盒。
我们接着来到校园后边的花园，难民们在这里造成的损坏依然可见，好在树叶都长出来了，一些灌木上也开出蓬蓬松松的花儿来。在校园内走了一圈儿，老太太十分不悦，整个校园内，只有从大门通向前院那条约有二百米的柏油碎石路，还算让她满意。那是明妮找人给铺设的，只花了平时三分之一的价钱。
“这里还是像个难民营。”丹尼森夫人说着，眉毛拧成了结。
我没吭声，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家庭手工艺学校里有那么多的穷女学生。我们站在小桥上，桥下的溪水从图书馆楼后边的池塘蜿蜒流淌过来，流向宁汉路旁边职工楼附近的另一个池塘。水里有一群白鸭子，安安静静地划水而过。不远处的灌木丛里，几只黄莺在快乐地叫着，象征着春意盎然。可是在南边，一队轰炸机嗡嗡飞过，一会儿露出身影，一会儿隐没在葱茏的山顶之上翻卷的云中。哪座城市今天要挨炸弹了，不知是宁波还是福州。
“我们一定要把学校恢复起来。”丹尼森夫人边说边摇头。她的脸色发灰，眼里闪着痛苦和愤怒。
“对，我们一定要。”我也重复着。
“该死的日本人——把什么都毁了！”
“你觉得他们会让我们恢复学校吗？他们的方针可是反对基督教的。”
她深深地叹息一声。“我不管那些。我只想让金陵学院还是过去那个金陵学院。”
明妮已经把教务长的大办公室分给丹尼森夫人了。老太太和爱凤暂时住在南山宿舍，在一楼的一个五间房套间里。她俩都喜欢这个安排。丹尼森夫人不必教课，但爱凤开始在家庭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