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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已经把教务长的大办公室分给丹尼森夫人了。老太太和爱凤暂时住在南山宿舍，在一楼的一个五间房套间里。她俩都喜欢这个安排。丹尼森夫人不必教课，但爱凤开始在家庭手工艺学校里教一门儿童抚育课。很多学生都是当妈妈的，她们想不出这个还未结婚、肚腹平坦、笑眉笑眼的柔弱女子，怎么能教会她们如何照看孩子、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可是听过几次课后，她们就对她心服口服了，都惊叹于她对这一行懂得如此之多。我喜欢爱凤，她人很随和，又从不搬弄是非。
明妮让爱丽丝去美国大使馆取回来了丹尼森夫人的结婚银器。那个大皮箱，是被一个俄国潜水员从沉到江底的班乃号炮艇上打捞上来的。它已经变了形，里面的银器都锈迹斑斑了，可是老太太并没生气，只说：“如果有人出个好价钱，我就把这套东西卖掉。反正我们学校需要资金。”
我钦佩她这么大方。明妮在把箱子送出去之前，先把学校最重要的文件都复制了一份，特别是那些后来在箱子里被水泡坏了的，幸好有了备份。丹尼森夫人为此大大表扬了明妮。我很高兴这两个女人可以和谐相处。
一个星期后，老太太染上了没有哪位医生能诊断出来的病症。我担心她可能中风了，因为她的症状是感情不能自制，甚至在来客面前，她的眼泪和笑声都无法控制。据爱凤说，丹尼森夫人为学校的状况感到心碎，一个人时，她就忍不住地叹气，还经常流泪。她对爱凤说过实话：“就连我丈夫去世，我都没有觉得这么难过，好像我这辈子全完了。”大多数时间里，她躺在床上，连饭都在卧室里吃。我们都知道，她打算把金陵学院办成中国第一的女子学院。从创办伊始，她就强调：“我们追求的是成为中国的卫斯理学院。”这话很讨卫斯理学院毕业的中国第一夫人的欢心，蒋夫人和她两个姐姐一起，为学校捐款修建了一座宿舍楼、一座练习馆，以纪念她们的母亲。这两个楼房都是在明妮的监工下修建的。
在此期间，明妮收到了普莱默·米尔士的信，他说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可能很快就会出狱了，不过玉兰的事情没有进展。普莱默信里写道，那个疯姑娘被定为精神病患者，所以日本人不会考虑释放她，依据是，她可能会扰乱公共秩序。普莱默在信里跟我们道了别，他马上就要返回美国了。
我和明妮又去看望了玉兰。那姑娘看上去脸色不好，比她实际年龄要老上六七岁。显然，他们不许她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现在她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同屋还有另外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个疯子。她俩每人有一张小床，经过许可，可以有人来探视。明妮递给玉兰一包柿饼，她用牙齿撕开口袋，咬了一口结了糖霜的柿饼说：“哎呀，太好吃了！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她的眼睛发着光，因为用力咀嚼，下巴扭过来又扭过去。天气这么暖和，她却还穿着明妮送给她的那件呢子外套，不过上面的毛领不见了。我们上次给她带来的外衣哪里去了？我心存疑问，但嘴上没说。
“你喜欢吃就好。”明妮说着坐在房间里唯一的凳子上，我则坐在另外那个女孩的小床上。
玉兰问她的难友：“小猫猫，你要不要吃点儿？”
“不要，我只吃新鲜水果。”那女孩喃喃说道，一个劲儿用一根长火柴棍掏耳朵。
“其实她只吃米饭，连蔬菜也不吃。”玉兰告诉明妮，“有时候她一连两三天都不吃东西，他们只好把她捆起来，硬喂她吃。”
“她是什么毛病？”明妮问。
“她是精神病。日本鬼子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父母，还一刀捅在她脖子上。”确实，那女孩的后脖颈上，有一道青紫的伤疤。
明妮问小猫：“我下次来的时候，你想不想让我给你带点儿什么？”
“给我带把刀来，长长的、快快的刀。”那女孩从牙缝里蹦出这句话，两眼闪光。
“你瞧你瞧，她疯劲儿又上来了，”玉兰叫起来，“不过我也可以用一把大刀，这样就没有哪个男人敢靠近我了。”
我们答应玉兰会再来看她，并给她再带几件衣服和裙子来，然后就离开了。走出大门时，明妮突然说：“我恨不能在这楼里放一把火，然后趁乱把玉兰和小猫偷偷带走。”
“好主意。”我说。
她咧嘴一笑，嘴角皱了起来。
我们顺路到天华孤儿院去看望莫妮卡，她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不过她两颊粉红，亚麻色头发比以前更稀疏了，眼睛下边的眼圈也更黑了。她承认自己患了肺结核，不过她微笑着说：“如果上帝要招我回去，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路。”她这么说，仿佛她渴望解脱，一边咳嗽一边把手巾按在嘴上。
我心想，让莫妮卡继续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合适不合适？她不会传播病菌、把肺病传染给孩子们吗？日本人对环境和卫生讲究得要命，为什么他们就不管她的事呢？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些孤儿不过是些杂种而已。
我们没碰护理员倒给我们的茶，不过跟莫妮卡谈了好久。孤儿院里的孩子现在少多了，一共只剩十七个，有十一个还不会走路说话。他们看上去都营养不良，有几个孩子直瞪瞪地看着大人，不说话，也不眨眼。我忍不住想，他们的脑子大概都有问题。
“这男孩子的爸爸是日本人。”莫妮卡指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婴儿告诉我们，那孩子的脸有点儿皱缩。
“你是说，他妈妈把他扔掉了？”明妮惊讶地问。
“是的，有些中国妇女，尤其是未婚的女子，不想要这些日本军人的孩子。”
“我不怪她们，可是抛弃无辜的孩子是一种罪孽。”
莫妮卡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有八个混血儿。”
“我分不清日本孩子和中国孩子。”明妮说。
“我也分不清。”我插嘴说。
“他们的确不容易辨认。”莫妮卡告诉我们，“有五个婴儿是他们的妈妈送来的，还有三个是个中国警察送来的，他们都是他在庙门口拣到的。”
“那些大一些的孤儿哪去了？”明妮问道。
“你是说那些六七岁的孩子？”
“是的。”
“我们把他们送到长沙的教会学校去了。”
明妮的脸上放光。“莫妮卡，你做的是天使的工作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莫妮卡修女笑了，她深陷的眼睛在闪光，憔悴的脸庞现出皱纹，面容却十分宁静，“千万当心，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都恨你呢，他们不想让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和发展。”
“我尽量不被吓倒。”明妮说。
“对，恐惧不是生存的方式。如果灵魂是永生的，那么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罢了，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
“你说得对。”
我被莫妮卡的话打动了。这个修女最多不到四十岁，却显现出这样的沉静。即使如此破旧的孤儿院，仍让我联想到恶浪中的绿洲。
回到学校，我往一个玻璃广口瓶里灌满了鱼肝油。约翰·马吉很久前送给我们的两大桶鱼肝油都由我保管，自从去年冬天以来，罗伯特·威尔森在给一些女孩子做过检查之后，指示我们每天给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服用一勺。明妮派本顺把那瓶鱼肝油给莫妮卡送去，并写了一个条子，说她每天都需要吃上一些。
三十六
我丈夫来信了，说他已经离开四川到昆明，去投奔西南联大的同事们了。他没法定期写信，担心那些想拉他到傀儡政权里干事的人，会发现他的行踪，而来找我们的麻烦。只要他本人安全，我和丽雅就放心了。我的女婿万穆也有来信，他跟着情报部门一直在各处活动，不过一切都好，正投身于对日作战之中。他很想念妻子和儿子，却又不可能回来看望他们。丽雅有时候会感到沮丧，夜里偷偷地哭，不过在白天，她总是显出一切正常的神情，做自己应该做的那一摊子事儿。有一次她向我承认，她经常梦见万穆，担心他们可能再也见不了面了。她问我，要是他碰见别的合意女人可怎么好？眼下这种年月，军人们的日子往往过得放荡不羁，他们不会放过每一个及时行乐的机会，因为说不定哪天就没命了。我告诉丽雅丢开这些傻念头。万穆是个靠得住的人，虽然我从来不是很喜欢他。他挺能干，但算不上很出色，鼻子旁边还有道弯曲的疤。丽雅完全可以嫁给一个比他更好的人。不过我知道，他会是个对家人尽职尽责的人，所以我同意了让女儿嫁给他。
让我吃惊的是，三月底我竟收到盈子的来信。里边有幅照片，还有一张纸，上边用黑墨印了婴儿的手印和脚印，这些一定是阿真的了。看来，盈子的中文程度还不够写一封短信的。从照片上看，阿真笑眯眯的，眼里闪着光，嘴巴咧得好大，那小模样又快乐又健康。照片背面，他母亲写着：“阿真，一百天。”看到这几个字，我不禁热泪盈眶，要是能抱一抱他该多好啊。
夜里，帆帆睡着以后，我和丽雅坐在我们的大床上，两人靠在一起，谈着盈子和阿真。我说，要不要给他们回个信？“妈，盈子说不定不认识中国字，”丽雅说，“也许我们应该给她寄点儿别的去。”
“可是我们能寄什么去？”我自言自语道。除了弄不到好东西，我还不知道国际邮件可不可靠。
我们还是决定跟以前一样——不给盈子写信，我们有日本亲戚这件事，还得继续保密。要是人们知道浩文有个日本妻子和儿子，他们就可能发现他的下落，那我们就会被看做是汉奸的家属。只要仗还打下去，我们就最好不要跟盈子通信。可另一方面，就这么装做没有收到过她的来信，又让我心神不定。
“你觉得可以接受盈子做我们家的人吗？”我问丽雅。
“她是阿真的母亲，所以我们也许只有接受。”
我喜欢她的回答。丽雅继承了她父亲的头脑，敏锐又理智。“更何况浩文爱她。”我说。
“不过，我更希望我的弟媳是个中国人。”她一抽鼻子，下巴颏都翘起来。
“你是说浩文应该再娶一个老婆？”我从来不喜欢现在还存在的一夫多妻的习俗。
丽雅笑了，露出她的虎牙。“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战争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她把帆帆身上的毛巾被往上拉一拉，盖住他全身，然后拉了一下灯绳，关了灯。
“睡个好觉。”我说。
格子窗户外边，一只猫头鹰在叫着。我想着丽雅的话。她说的让浩文再娶个中国老婆还真有可能性，不过那要看浩文和盈子了。根据我对盈子的了解，她是个好姑娘，是个慈爱的母亲。要是能对她了解更多就好了，我会说服她，战争结束后到中国来生活。
我给明妮看了孙子的照片。她仔细地端详了照片，然后对我说，“他的嘴像你。”
“丽雅也这么说。”
“我要是你，暑假就去东京。”
“我拿不到通行证的。”我说，没跟她解释我其实是没有这笔旅费。我们曾经有几幅很值钱的画儿，但是被日本兵拿走了，家里再也没有其他可以变卖换钱的东西了。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她把胳膊肘支在桌子的玻璃板上，直视着我的脸，眼神清澈又温暖。
“我也不知道。”我叹了口气。
“你不能给盈子写信吗？”
“浩文告诉过我，她看不懂中文。要是我丈夫在家，他可以用日语给她写信，可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