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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我叹了口气。
“你不能给盈子写信吗？”
“浩文告诉过我，她看不懂中文。要是我丈夫在家，他可以用日语给她写信，可我觉得这种时候跟她联络很不安全。”
“怎么不安全？她是你家里的人，不是吗？”
“要是让人知道我们有日本亲戚，你知道这里的人就会发疯的。我们得十分小心。”
“哦，明白了。什么事情一到中国就变得复杂了。不过，如果你们不敢用自己的地址，用我的好了，让盈子把信写给我收，我再转给你们。”
“这真是个好办法。明妮，你真是太好了。等耀平回来，我们会需要靠你帮忙和盈子通信，先谢谢你啦。”
“这没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只管开口。”
我不敢用中文给盈子写信，因为那样她就得找人给她翻译，那么我们家和日本的关系就会被人知道了。经过这次和明妮的谈话，我觉得和她关系更亲密了。我知道丹尼森夫人看她不顺眼，但我为了帮助朋友，什么都愿意做。
三十七
两个星期后，身体恢复了一些的丹尼森夫人，提出由她来为金陵学院管账。明妮很乐意，因为不论她怎么费劲儿，总是对不上账。要论理财管账，丹尼森夫人比明妮可是强得太多了。而我却有几分担心，又不明白老太太何以这么急于接管财务，这可能是她全面控制学校的第一步。事实上，她才是这里有实权的人，因为我们从美国得到的捐款，大部分要经过她的手。另外，学校里大多数学监和系主任，都是她的学生。
自从丹尼森夫人回到南京，她就一直说，想到城里去转一转。我提出陪她去一次，她欣然接受，不过，她希望走着去，不坐人力车。我们就动身去市区南面原来娱乐区的夫子庙那一带。我们俩都挎了二个印着“金陵女子学院”字样的书包。她穿了一条长长的绸裙子，裸露的两臂上满是雀斑。她这身夏天打扮让我惊异，天气还没那么热啊，我则穿了件坎肩和府绸裤子。我们刚走出大门，就迎面撞上了一群人，只见一百多名妇女跪在那里，都是些面黄肌瘦的穷人。明妮正站在她们面前。她们叫着：“女菩萨，救救我们吧！求您救救我们！”
“都请起来吧，”明妮喊着，“起来，都起来！”
“可怜可怜我们吧，女菩萨！”
“给我们些活儿干吧！”
“求您帮帮我们！”
“起来，所有的人都起来！”明妮又喊。
她们谁也不听，还是一个劲儿地求她，有几个甚至还磕起头来。“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才好说话，”她大声说道，“不然我就回我办公室了。”
最后终于有人站了起来，有几个人向前走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丹尼森夫人问我。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回答说。
明妮对几个为首的女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魏特林院长，您不是要开一个鞋厂吗？”一个绑着裹腿的中年女人问道。
“请您雇些我们的人吧，院长。”一个小个子女人恳求说，“我们家里都有挨饿的孩子要养活。”
“这里没有什么‘院长’，”丹尼森夫人开口说，“我们是大学，只有校长。”
女人们一脸困惑，根本弄不懂“校长”和“院长”的区别。明妮对她们说：“丹尼森夫人是对的，不要再叫我院长了。就叫我华小姐，听见没有？我们没有任何办工厂的计划。你们听到的是谣言。”
看她们还是不信，明妮又说，“如果这里将来要开工厂，你们就都管我叫骗子好了。我们是所大学，不是开工厂的。明白了吗？”
有些女人转身离开了。另外几人走上来，跟明妮打招呼，丹尼森夫人离她们远远地站着。她一直皱着眉头打量着她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丹尼森夫人和我接着往外走，上了宁海路。因为这条路很漂亮，当地人又称它为“基督路”。我们很为这条路而自豪，这是一九二一年金陵学院动工那年，南京城为我们学校特别修建的。学校建筑的私人承包商阿洪，对官方的工程师和工人很不信任，担心他们为这条街打造的地基不够牢固，经不住他的卡车碾压，所以求助于明妮。她仔细读了《大英百科全书》上关于道路修建的每一个字，从铺路的石子，到使用蒸汽压路机代替人工拉的石头磙子，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结果，修这条路花费了相当于最初计划十倍的钱，所以这条路至今仍然完好无损，而周围同时期建造的其他街道，在两三年内都已经破损，不得不重新铺砌。
丹尼森夫人和我继续朝南往瞻园一带走，夫子庙就在那边。她似乎对刚才发生在学校大门前的事情耿耿于怀。那种场面表明，家庭手工艺学校又是生产肥皂、蜡烛啦，又是生产毛巾和雨伞啦，可能给了那些妇女错误的印象。老太太一直沉默不语，弄得我挺别扭。我知道，被那些女人称为“女菩萨”，一定让明妮感到尴尬，而对于丹尼森夫人来说呢，那就带有偶像崇拜的意味了。
我们走上中正路时，老太太终于说话了：“明妮太过分了。她不应该纵容那种个人崇拜。”
“我敢肯定她根本不喜欢别人那样叫她，”我壮起胆子说，“那些女人让她很尴尬。”
“她应该感到羞愧。没有哪个活着的人应该被称为神。”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茬儿，就继续沉默了，觉得很不舒服，还因为陪丹尼森夫人进城这事，我没告诉明妮。一路上，我看见一些日本商店都关了门，也许因为生意不好，主要是他们的东西太贵，也没法运到乡下去。我听说，有些日本店主和餐馆老板已经离开南京。留下来的商人，有不少按照“伪满洲国”的惯例，和中国人合伙做生意，或是只当保护人、中间人，好无本获利。
我们看到很多小商贩、小店铺，有些甚至在卖盗来、劫来的艺术品——画卷、字幅、玉器和青铜器。有个小贩只要两块钱就肯出手一对明朝小花瓶，丹尼森夫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她拿起它们，转过来又转过去，细细地端详了好久，最后还是放了回去，也许是不想让我看到她买偷来的东西吧。我告诉她：“现在，只有吃的东西贵。”的确，一只骨瘦如柴的小公鸡，也要卖两元钱。
夫子庙一带又恢复成了集市，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手推车、驮着筐的驴子、牲口拉的马车。街道两边，很多房屋依然没有屋顶，有些房子上边的一层楼都不见了，可下边一层，商店照样开门。这里有餐馆、菜市、茶馆、鸦片馆、理发馆、满是鸟笼和金鱼缸的宠物店、中药店、当铺，甚至还有一家澡堂子。我们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小贩唱歌般的叫卖声。在一个街角，一群人站在一个宽宽的布告栏前边。布告栏上钉着今天的各家报纸，供那些买不起报纸的人阅读。布告栏不远，是窄窄的秦淮河，静悄悄地流淌着，发绿的河水被微风吹出几丝涟漪。河对岸，几个中年妇人在岸边的平坦石头上，正在用棒槌捶打着涮洗的衣物。一条红篷小船从拱桥下边划过来，船上两位先生正在下棋，船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划着桨。
一条小巷口上挂着两串小小的太阳旗，我看见里面有几家妓院，都开在带阳台的最顶一层。有些妓院，从窗户上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是雇了从日本来的女人。尽管多数日本妓女已经三四十岁了，收费却比中国女人的同样服务高出一倍，比朝鲜妓女的收费也高百分之五十。我听说过这样的地方，却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亲眼看见。傀儡政权里最活跃的人物潘吉米，对这些妓院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私下里，中国人对他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不时地争论，有些人说，潘吉米为这座城市找到了一条保护良家妇女的途径；另一些人却坚持说，他向魔鬼出卖灵魂，已经成为这儿的头号卖国贼。我本人也相信，他应该为推动建立这些妓院而受到惩罚。城墙上曾经贴出过一张大海报，宣布等我们的军队一打回来收复南京，就会砍掉他的头。
潘吉米还曾经是国际救济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积极投身过慈善工作。他是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能够相信的官员之一。公平地说，他最多算个三流卖国贼，跟“自治政府”里其他官员差不多，而最大的卖国贼，是跟日本人合作，还在忙着组建傀儡政府的那些人。不管大大小小的卖国贼怎样为自己辩护，国民党已经做出了对叛国罪明确和无可争辩的定义：在敌军占领中国土地之时，为敌人做事的人，就是卖国贼。
此时丹尼森夫人的情绪好多了，已经从刚才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她说：“不可思议，你们中国人任何灾难都挺得过去。”
“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呢，所有的房子都被抢劫一空，房顶不见了，很多建筑被烧毁……谁能想象这一带这么快又恢复过来？”我一边说着，心头再一次腾起怒火。我居住南京这么多年，已经把这里当做新的家乡了。
“我感觉，”丹尼森夫人继续说，“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曾经一再被摧毁，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定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浩劫了。”
“没错，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挺过被日本占领这样的大灾大难。”
夫子庙已经用红漆重新刷过，就连门口的大石狮子和门边挂着的牌子，都被刷洗得干干净净。嵌着琉璃瓦、翘着飞檐的牌坊上垂挂着两排灯笼，每个灯笼上都写着“福”字，灯笼下边，人们挤进挤出。日本人似乎打算保留这一处名胜，想恢复它的声望。
我们走进河边一家文具店，看看能为学校买点儿什么。店主是个胖脸男人，大鼻子一侧长了个带毛的黑痣。他欣喜地说：“欢迎光临敝店。丹尼森校长，看到您回来我真高兴。”他对她点头哈腰，眉开眼笑。
“南京是家乡，”她说，“我没别处可去。”
他的话她听了很受用，她就买了一盒金不换墨条。
我知道她不会写毛笔字，可能买下来是要当礼物吧。
返回时我们坐了人力车。回到金陵校园时，餐厅的晚饭时间已经过了，我俩就去我家吃了鸡汤面。饭后，我们喝着普洱茶，听丽雅念《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她上过教会学校，懂英语。文章说，日军刚刚占领了牯岭——江西省一个群山环绕的旅游小镇，外国人和中国高官过去常去那儿避暑，不过还不清楚我们军队这次死伤多少人。日本人宣称消灭了五千守军，但那绝不可能，因为国军已经熟悉了日本人的战术，知道怎么避免被围歼。
丹尼森夫人谢了我，说她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和晚上。我很高兴，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会对我好一点儿。要是吴校长在的话，她可以在老校长和她喜欢的明妮之间调停，化解矛盾，可我不过是个领班的，不可能有那样的本事。我只想明妮和丹尼森夫人保持友好关系。我不但需要保证全家能留在金陵学院这个避风港，还希望我能在老太太发火时，能让她平静下来。
三十八
被关进监狱的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赶上裕仁天皇过三十八岁生日两天前的大赦，在四月二十七日被释放了五个人。我们学校的那名兼职数学老师也在被释放之列，只有一个学生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放回来的人都得到命令，不准把在狱中经受的折磨讲出去，否则就会被再抓进去。其中一个人的手腕给打断了；另一个，脸部已经半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