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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名义也无法为此辩护。更愚蠢的是，国民政府对北方各省的贫苦农民征那么高的税，完全不顾他们已经陷于干旱造成的饥荒中。有报道说，由于付不起沉重的赋税，乡下有人开始拥护日本人了。
饭后，埃里森拥抱了我们一下，爬上铺了地毯的楼梯去三楼开会了。我们步行回金陵学院，一路谈着前途未卜的欧洲。德国和俄国入侵波兰，使欧洲的前景凶多吉少。我们知道丹尼森夫人计划了明年夏天访问德国，她也许不得不取消她的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布拉格之行。我逗明妮说，她现在最好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她的勋章吧，不然可能会被人偷走呢。
“要是能卖的话我会把它卖掉。”她说，“如果丹尼森夫人听说了，会嫉妒得发疯。”
“那是一定的，必须得保密。”
这个话题让明妮感到不快，她话锋一转，谈起我们在秋季必须着手进行的几件事情，比如为两个学校储存足够的大米和燃料，为周围穷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冬衣和鞋子。
第一场霜冻之前，我们得购买大量蔬菜，让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妇女们腌制起来。我们还得组织她们缝棉被和棉衣棉裤。我得多弄些煤来，因为丹尼森夫人有指示，一棵树也不得再砍。如果需要，我们将雇人来看守，防止偷伐。她说长成一棵树要很多年，而砍倒一棵只需要几分钟，我们应当保护它们。
为了买到煤，我找了几家煤场，结果都没弄成，因为除了供应管制，日本人还把开采出来的大量原煤直接运回日本。一连几个星期，我见到的煤商都告诉我，他们只能零售，一次两三百斤。我估计，他们这么卖一定是为了赚得更多的利润。
一个月后，我终于弄到十二吨无烟煤。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的办公室冬天里可以取暖了。
楚医生给明妮捎来了信，说日本实施细菌战研究计划的部队代号叫七三一部队，领头的是石井四郎少将，尊称“博士将军”。七三一部队驻扎在哈尔滨城南的平房区。不少外国人，像俄国人、朝鲜人，也被囚禁在那里，被用做活体实验的标本。由于这一研究项目属于最高机密，楚医生让本顺把信直接带到金陵学院，并叮嘱他，如果在路上被日本人扣留，一定要把信毁掉，吞到肚子里或全部撕碎。他还嘱咐明妮，看完以后一定要烧毁，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泄露信的内容。明妮看了两遍，然后给我看了，因为她想听听我的意见。等我读完，她划了根火柴，把信烧掉了。一连几天，她都在考虑亲自去一趟东北，幻想着她的造访可以把玉兰从那里救出来。这些想法明妮对谁也没说，只告诉了我。
我激烈地反对她的打算。“你这是发疯了，”我对她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你出现在那里，会给你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极大的危险。”
“怎么会呢？”
“日本人会把你也关起来，你不说出来是怎么知道他们秘密计划的，他们就不放你走。其实，他们也许会直接把你杀掉灭口，除掉见证人。”
“我不在乎自己会怎么样。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如果我该死，我就死好了。但你不觉得，我到了那里可能有助于把玉兰救出来吗？”
我摇头叹息。“说句老实话吧，我看你是钻进牛角尖了。我们连玉兰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一旦他们把她弄进去，她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了。”
“那我就这么放弃了？”
“不放弃你还能怎么办？而且，你必须考虑你这一去的后果。学校里找不见你，会引起种种猜测，各式各样的谣言会满天飞。更糟的是，就算你运气好能够回来，丹尼森夫人也一定饶不了你。你这么一走，只会造成丑闻。”
明妮终于明白了我这番话的逻辑，所以她同意打消这一计划。可是关于救玉兰的念头却一直在吞噬着她。她情不自禁地想象其他营救她的可能性，并经常和我商量这些办法。“你别走火入魔了，”我提醒她，“有时候我们必须学会忘记，才能继续活下去。”
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断地折磨自己，身边一没旁人，她就忍不住要跟我谈玉兰。
四十五
杨爱凤暑假之后一直没回来，虽然秋季新学期都开学三个月了。七月份以来，就再没人得到过她的音讯。根据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消息说，她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被日本人逮捕了。十一月初，丹尼森夫人终于收到了爱凤的信，说她本人倒没事，但她的未婚夫，原是北京的一个记者，现在被关押在天津，日本宪兵说他“从事间谍活动”。她说他根本不是间谍，这其中一定有误传、误解，或是遭到某些中国人的陷害。她暂时还必须留在那边，为营救他奔走，不过她许诺，他一旦获释，她立刻就返回南京。丹尼森夫人摇着亚麻色头发的脑袋，对我们说：“爱凤是个聪明人，很有办法，她会平安的。”我们的学生减少了，倒是并不缺她来教课。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吴校长的来信，她很高兴家庭手工艺学校减少了人数。她一定认为这是向恢复大学迈进的一步。
自从暑假回来，明妮一直感到很容易疲倦。有时候，她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有一次还误了跟《芝加哥论坛报》一位记者的会见。每个星期一早上，她会把一周日程交给大刘一份，这样他就可以每天向她提醒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安排。
到我们学校参观的日本人也多起来。大多数是平民，有些是基督教徒，有一位参观者甚至把他的孩子都带来了。来访的人中间，有一位叫与口的，四十岁左右，微微有些驼背，脸儿尖瘦，笑起来眼睛就不见了。他来得很勤，一有机会就跟我们攀谈。他在满洲居住了不止十年，中国话带有东北的口音。一开始，他不肯相信我们告诉他的那些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但明妮带他去见了家庭手工艺学校的一些妇女，让他跟她们去谈。她们给他讲了自己的遭遇，使他逐渐相信起来。在她们情不自禁痛哭说不下去时，他甚至还对她们鞠躬道歉。
一天下午，与口对我们说：“军队采取了措施来控制他们的人，要确保他们的供给。我可以肯定，不会再发生放火强奸和虐杀的事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问他。
“有位军官告诉我，从去年冬天开始，每次军队占领一座城市，在军人之前会派宪兵先进驻。而且，军官们都接到命令，要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部下，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两年前那样，对着老百姓发泄怒气了。你看，军队在想办法防止野蛮行为。”
这话听起来滑稽——与口是个平民，却试图为皇军辩护。
明妮说：“你认为他们能够一下子刹住暴力吗？”看他一脸惶惑，皱起来的脑门上也现出两道竖纹，明妮又补充说，“那些暴行会烙刻在受害人脑海中很多很多年。那是一些不能被轻易忘掉的东西。就像爱收获爱一样，仇恨也会种下仇恨。”
与口脸红了，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说：“对不起，我从来没从那个角度想过。”
他没有再提这个话题。他想在家庭手工艺学校订购三件棉袍，好送给他的孩子们当圣诞礼物。这事情我替他安排了，不过我没告诉做针线活儿的妇女们是谁要的，我担心，一旦知道是给一个日本家庭做棉袍，她们会拒绝做这桩活儿的。
我和明妮很高兴看到与口的转变。这更加让她确信，只有通过在日本的基督教徒，才能说服日本民众看到战争的罪恶，才能实现和平。与口把其他日本基督教徒带到金陵学院来参观，他们对学院的教学楼、图书馆和花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妮对他们说：“春天再来吧，到那时候，我们的校园就像一个美丽的公园。事实上，我刚到这里来工作时，就想好了，要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与口建议金陵学院派人到日本去，给那边的基督教徒讲一讲南京发生的事，这样对增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了解，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主意让我们惊叹，不过明妮并没有当场答复。等与口走后，我们商议了这个建议。我坦白地说：“要不是我的孙子和儿媳都在那边，你就是砍断我的两条腿，我也不会跨进那个国家一步的。”
“你是说你不想去？”明妮问道。
“我当然想去。如果知道他们的地址，我真想见见盈子和阿真。”
“那么，我们就让你来当这个代表团的领队。”
明妮还问了爱丽丝，看看中国人在日本旅行是不是安全。“那是不成问题的，”爱丽丝很肯定，“那里的日本人跟这里的日本兵完全不一样。”
受到爱丽丝的鼓励，明妮又找到瑟尔·贝德士。三年前他曾经在日本待过一个夏天，很喜欢那个国家，尽管他一直在记录日本的战争罪行，还揭露他们操纵毒品交易，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搞垮中国人。眼下他在南京大学任职，负责掌管学校的房地产，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能够顺利地与日本人面对面地打交道。瑟尔认为到日本去一次是个好主意，并补充说，如果去的中国人能够在日本的神学院和大学里做些演讲，也许会更有成效。不过对于我们能不能得到旅行许可，他没法确定，因为日本军方有意掩盖南京暴行的真相，不想让国际社会知道，所以，他们也许会拒绝让南京市民去日本。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宣传为“圣战”，是一场由天皇亲自统帅、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
令明妮惊讶的是，年轻的中国员工很热烈地赞同这个建议，乐意去做一次传播真相、增进了解的旅行。姗娜和茹莲对有机会访问日本十分兴奋，她俩的英语都说得不错，是跟我同行的合适人选。与口再一次来造访时，我和明妮便同他一道商议了这件事。他微笑着说：“不必担心旅行许可的问题，我们会去设法弄到，我们在大使馆里有人。你不是认识田中先生吗？”
“认识，他比别的人好得多。”明妮回答，不过我们有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
“田中是个基督徒，这话别往外说。”与口瘦骨嶙峋的手放在一个大包裹上，那是长崎一个教会的幼儿园送给金陵学院幼儿园的礼物。他今天就是送礼物来的。
“哎呀，怪不得田中帮了这么多忙。”我说，“一定的，他的事我们当然一个字也不会往外说。”
我们又商量从哪里筹来旅费。与口说他可以向一个基督教协会申请些钱来，不过那些钱可能不够全程费用。明妮对他说，她也会去找些基金。“我们暂且说定，”她说，“我们各自负责一半开销吧。”
“可以。希望我们能把事情办成。”
我们觉得金陵学院应该资助这次旅行，我们此时还有些活钱。我们把想法报告给丹尼森夫人，先没提起我也参加，她却一口回绝：“不行，咱们一分钱也不会出的。要是姗娜和茹莲想到日本去访问，她们就应该自己掏腰包，要么就是日本方面负担开销。我们的每一元钱都必须用在恢复大学上。”
“我也想跟她们一起去。”我突然脱口而出。
老太太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事？这里边有你什么事？”
“我想看看那个国家什么样，”我嗫嚅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又不是军官。”
明妮说：“茹莲和姗娜都是你的学生，丹尼森夫人。”她一定是以为自己同年轻员工们的密切交往，让老太太反感了。
“所以我才不会对她们有偏心